当时我感到，我军兵力在归绥、包头两点虽然都略占优势，但不占绝对优势，攻城不下，对峙久了，则消耗过大，粮食、弹药的供应会更为困难。要攻克归绥、包头，必须增加较多的兵力，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晋察冀和晋绥都难以做到。塞外的严冬，对我军作战也带来了许多不利因素。所以，我当时向贺龙同志讲了这样的意思，我军能拿下包头，再回师解放归绥，那当然最好，否则不宜在绥远地区与敌人长久对峙，或集中兵力打归绥，或主力东调回到根据地，只留部分兵力巩固新开辟的地区。贺龙同志表示与我有同感。于是，我将我们商定的部署和我的想法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
过了两三天，中央军委回电，下达了主力西进的指示，肯定了先取包头的意图是对的，而且让我也率晋察冀部队主力，与贺龙、李井泉同志率领的晋绥部队一同西进，只留少量兵力控制归绥要点，做弹性围困，进行封锁、袭扰。如果包头不能迅速攻占，晋绥部队全力西进，消灭马鸿逵援兵，夺取五原、临河、陕坝；晋察冀部队主力控制包头至归绥的中间地区，隔断绥、包敌人的联系，并相机攻取包头；晋绥部队完成任务后，留一部分部队控制五原、临河、陕坝，主力回师东进，与晋察冀部队再攻归绥。
接到中央军委的指示，我们当即进行了讨论，认为这基本上是一个置归绥于不顾，而倾全力取包头的方案，这显然是不妥的。尤其是晋绥军区主力西进后，傅作义曾派骑兵第四师由归绥乘隙出犯，以一个骑兵纵队配合，向归绥、包头之间的萨拉齐方向攻击，妄图隔断我包头地区部队的后路。虽然后来骑四师在萨拉齐地区与我军作战时仍然“一触即退”，没有对我造成威胁，但这个动向很值得我们警惕。于是我向军委建议：
第一，如果晋察冀部队主力西进，围城部队即转为劣势，而敌人必然乘机反击，全部战局有恶化的危险。
第二，如以全部主力西进，去夺取五原、临河、陕坝，这样，就分为归绥、包头、河套三个战场，相距八百余里，势必兵力分散，三处力量皆弱，难以相互策应。
第三，绥远地区并非根据地，没有巩固的后方补给线，粮食、弹药无法迅速前运，伤员后送也是个大问题。
我的意见仍按原部署进行，再打几仗，看情况发展，必要时应该考虑结束绥远战役。请中央军委重新慎重考虑。
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央军委复电指示：“如果你们估计在短时间内，没有把握攻下包头、归绥，是否即将部队撤退到机动位置，相机再定今后计划。”
到十二月初，中央发现敌人有集中兵力进攻张家口的迹象，于是十二月十二日，中央军委又来电指示，正式结束了绥远战役。
在将近两个月的作战中，我区协同晋绥军区部队，把猖狂进犯解放区的傅作义部队，一直打回归绥、包头，先后歼敌一万二千多人，解放了绥东、绥南广大地区。受苦受难的绥远人民，初次接触我军，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当时对我军都以“菩萨军”呼之，这也是政治上的一个收获。
但是，这次战役的教训也是值得记取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发起绥远战役的战略意图有积极的一面，这就是反击傅作义的进犯，收复失地，打击他的气焰，这对解放区的巩固是很有利的。战役的结果证明，这些目的是达到了。但从力量对比和我军的具体条件来看，要求夺取绥远全省，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当时，部队正处在由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过渡之中，刚从小团扩充到大团，新兵补充得很多，各项工作还没有来得及跟上去，武器装备比较差，尤其是缺少火炮。部队训练也差，不会打大兵团的运动战和攻城战。参加这次作战的部队，许多成员来自县大队、区小队，要到塞外作战，时值冬季，长途远征，出现不少思想问题，这也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总之，这次战役无论是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资上都准备不足。所以，在战斗中往往出现击溃仗多，歼灭战少的现象。
这些都是我们值得记取的教训。
§停战前夕的争夺战
绥远战役后不久，蒋介石迫于内战失利，大打又没有准备好，加上国内外和平民主力量的压力，就在口头上表示接受我党提出的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实现和平，停止内战的主张，而实际上却在玩弄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
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国共两党签定了停止军事冲突的协议。一月十日，双方还颁发了《停止军事冲突命令》，规定十三日二十四时生效。
蒋介石在停战令生效之前，疯狂抢占我华北地区各战略要点。他派参谋总长何应钦，飞到北平作了具体部署，妄图通过抢占战略要点，分割华北与东北解放区的联系，分割晋察冀与晋绥解放区的联系，并从东西两面对张家口构成进攻态势。
对于蒋介石的这一阴谋，我们是有高度警惕的，也相应地作了准备。我们的部署是：在东面承德、古北口、叶柏寿一线，由晋察冀第二野战军指挥冀中纵队两个旅，热辽纵队四个旅、冀晋纵队三个旅，还有冀东军区的部分部队，以保卫我热河地区和保障晋察冀与东北两大战略区的联系；并命令冀察纵队随时准备东进，配合冀晋纵队歼灭进犯古北口的敌人。在西面康庄、怀来、阳高一线，由晋察冀第一野战军指挥冀中纵队三个旅，冀晋纵队两个旅，配合晋绥军区的部队，反击傅作义、阎锡山可能的东犯和骚扰。
果然，在停战令生效的前几天，晋察冀周围的敌人，按照蒋介石的密令，倾巢而出，从东西两个方面向解放区大举进攻。这些在抗战期间抛下老百姓弃地南逃的人，一下子变成了要向人民“收复失地”的“勇士”。我们按照毛泽东同志“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按照预定的作战部署方案，展开了反对敌人抢占战略要点的斗争。
那些天，我一直住在作战值班室旁边，守着电话机，及时处理各种紧急情况。
在东线，敌人分三路进攻，企图夺取承德。
一路，沿平承铁路北进。这是敌人第十六军的一个师，第九十二军的两个师和伪治安军一个师，共四个师的兵力。他们气势汹汹，甚嚣尘上，扬言要打下古北口，进占承德。古北口雄踞雾灵山脊背，是古老长城的要隘，从北平进攻承德的必经之路。从一月十日至一月十三日，这路敌人先后由古北口西南发起进攻，首先遭到冀东第十四分区部队的阻击。随之，冀晋纵队第一旅，由永宁地区出发，经过五天急行军，及时赶到了古北口，在当地民兵和人民群众的支援下，打死、打伤敌三千多人，恢复了原有阵地，并乘胜一直追击到瑶亭。当冀察纵队主力赶来，准备截断逃敌去路时，敌人发觉了我们的意图，狼狈地退到密云东北的石匣。古北口保卫战遂告结束。
第二路，进犯冀东腹地。这一路敌人是第九十四军的一个师另两个团，还有一部分伪军。在下达停战令的当天，敌人由唐山出发，企图北出喜峰口，进攻承德。从一月十日至一月十四日，这股敌人以优势兵力侵占了丰润、玉田。我冀东纵队第十三旅，在地方武装和民兵的配合下，奋力抗击，并以主力部队迂回到翼侧，有效地打击了敌人。到一月十八日，敌人灰溜溜地缩回了唐山。
第三路，沿锦承铁路进入热河。这是敌人第十三军和第五十三军的一个师，他们按蒋介石密令，一月七日突然由阜新西进热河，乘我不备，抢占了朝阳、叶柏寿，凌源等地，并攻入了平泉。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敌人所以能进入平泉，与林彪把当地部队撤走有很大关系。
但这期间，敌人始终没有能攻占我东线指挥中心承德。
在西线，傅作义和阎锡山的部队，分别由归绥和大同出犯，向阳高、浑源、左云、丰镇、集宁等地进攻。
针对西线出现的情况，我们立即命令冀晋纵队两个旅，冀中纵队一个旅，协同晋绥军区部队，坚决打击进犯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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