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东北的胜利和其他兄弟军区的胜利，无疑对华北的斗争也是极大的支援。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指挥下，正是由于我军各战略区的紧密配合，才最后战胜了敌人。
作为共产党员和共产党的干部，处处从革命事业的全局出发，互相紧密配合以争取胜利，这本来是应有的态度和风格，也无须多去饶舌。但是出现了象林彪这样的人，总是把功劳记到自己一个人的帐上，把全党支援东北所取得的成就，吹成是自己天才造成的伟绩，所以这里我就不得不多说几句了。
§反击傅作义进犯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一日，正是我回到张家口的第三天，接到了中央军委的电报，内容是部署粉碎傅作义进攻的问题。
那时候，傅作义从我们手中夺取了归绥、武！川、陶林（今科布尔）、卓资山、丰镇、集宁之后，又夺取了兴和，逼近了天镇、柴沟堡，并有向张家口进攻的态势。
中央军委指示，立即由晋察冀、晋绥军区共同组织绥远战役，反击傅作义的进犯，消灭敌人，收复归绥，解放绥远。规定在十天内完成一切准备。整个战役由贺龙同志和我统一指挥。
我看了这份电报，对于立即向绥远发起进攻，觉得未免过于仓促。我走到地图前面，琢磨着怎么样完成这一任务。
岑参在《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诗中写道：“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现在，正是农历八月，虽然岑参写的是甘肃安西一带的情景，可塞外秋冬交替短促，我是耳闻目睹过的。有时候，一场霜雪落地，塞外就进入了冬季。况且，我们的部队进入绥远，尚需一段准备时间，等进入绥远境内作战，恐怕已经是天寒地冻马蹄僵了。显然，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对我军作战行动甚为不利。
军委电报要求，晋察冀军区除留下一部分部队守卫张家口外，应集结两万五千人以上的主力部队执行这一任务。而我区当时组建野战军的工作，正在酝酿搭架子，配备各级领导班子，各团队也在进行整编，基层干部和战士没有经过很好的战术、技术训练，他们比较熟悉游击战，不熟悉运动战，更没有攻坚战和大兵团协同作战的经验。这些，对进攻绥远必然会带来一定困难。
傅作义的兵力约四万七千人，连同地方杂牌军和阎锡山在大同附近的部队，总兵力达到九万七千人，除留一部分驻守归绥、包头外，主要分布在平绥铁路沿线的丰镇、红砂坝、官村、集宁、卓资山等地。
根据中央军委的电报，我们立即进行了研究、部署和准备，决定抽调冀察、冀晋、冀中三个纵队，协同晋绥军区的五个旅，进行绥远战役。我们的兵力共十四个旅五万三千余人，比傅作义的兵力略多，但在总的兵力对比上，仍处于劣势。不过，反击傅作义的进犯是必要的，又是军委确定的任务，我们只能去努力完成。
为此，我们加速健全了部队各级组织，进行了必要的战前政治思想工作。特别是冀中纵队，他们在整编前，长期处在游击战争环境中，每人头上蒙一条羊肚毛巾，身上穿的还都是便衣。我们根据当时的物质条件，在开进途中，给冀中纵队换了军装，补充了轻重机枪、迫击炮，还以营、连为单位，调整了步枪的口径，匆匆完成了战役的准备工作。
几天之后，我区部队分别到达了指定集结地点。冀察纵队集结在兴和、柴沟堡一线；冀晋纵队解放了阳原、浑源，进入了阳高地区；冀中纵队经过长途跋涉，从冀中平原到达了张家口以西新平堡附近地区。
十月十五日，军区发出绥远战役命令，各参战部队十八日晚上出动，十九日拂晓前同时动作。冀察纵队直捣隆盛庄，冀中纵队直取张皋镇、三水岭、官村，冀晋纵队分两路，一路向聚乐堡进攻，一路向红砂坝、丰镇进攻。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到十月二十二日，我军先后占领了这几个地方，并孤立了大同，切断了傅作义与阎锡山的联系。但由于种种原因，这几仗大多打成了击溃战，歼敌不多。在这期间，晋绥军区的部队也发起进攻，很快占领了凉城、新堂、陶林等地。
在我军猛烈攻击下，傅作义看势头不对，急忙命他的部队向归绥退却。
十月二十二日，我们发现敌人在集宁只留下第三十五军军部和一〇一师，于是即决心以冀察、冀中两个纵队的兵力，聚歼集宁的敌人。但是，又由于有的部队行动不够坚决，未能截断敌人的退路，敌人听到风声就夺路西逃了。我冀中纵队赶上去时，只将该师的一个团击溃。我军随即于十月二十四日占领了集宁。
为歼灭西逃的敌人，晋绥军区的部队主力从凉城一线向卓资山疾进，在卓资山、福生庄歼灭了敌新编第二十六师四千余人，以小的代价取得了大的战果。这时，第三十五军军部和一〇一师，已撤到了卓资山以西，翌日，我又把这股敌人堵击在魁盛庄东北，可惜后续部队没有及时赶到，又一次让敌人跑掉了。
十月二十六日，我区前线指挥部随着战役的进展，从兴和、三水岭移向隆盛庄。我与贺龙同志约定在那里见面。我到隆盛庄的时候，贺龙同志已经先到了。我们一起到了卓资山，两区部队在那里会合了。我和贺龙、李井泉同志见面后，研究了下一步的作战部署。当时，傅作义为避免遭受我严重打击，采取了“一触即退”的战法，他的部队对当地地形熟悉，骑兵部队较多，跑得很快。十月二十五日卓资山一战，敌新编二十六师被晋绥部队大部歼灭后，到二十七日，他把主力约六个师撤到了归绥。据此，我们商定，先肃清外围，合围归绥，再行攻城；并派一部兵力，西出包头，切断傅作义后路，孤立归绥之敌，以利于在其动摇恐慌时予以歼灭。
实际上，我们没费多大力气，就占领了归绥外围的许多据点，于十月底，两区部队主力很快完成了对归绥的合围。
这之后，敌人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先后用两三个师的兵力，向坝口子等归绥外围我方阵地发动了五次反扑，由于反扑未成，又转入了凭坚据守。
按预定计划，合围归绥后，我们立即以晋绥军区独立第一旅、骑兵旅和冀察纵队骑兵旅第二团，沿着铁路线向包头推进。经过约一个星期的战斗，在击溃和歼灭了几批小股敌人之后，我军即抵达包头城下。
到十一月中旬，我军围困归绥已经半个来月。因为归绥有新旧两城，城防设施坚固，城周围有许多大小碉堡，守敌有六个师两万多人，城内又储备了大批粮食、弹药，所以傅作义的固守决心比较大。我军缺乏火炮，也缺乏大兵团攻坚战的训练和经验，几次攻城，都没有能够成功。在归绥，形成了双方僵持的局面。如果我军决心付出大的代价强攻，我估计外面的旧城可能攻克，但新城难以突破，无法消灭傅作义部队主力。
在包头，敌人约一万二千多人，我军几次攻击未能奏效。后来，我军四个营奋勇猛攻，曾一度攻人城内，因不善于巷战，突破口被敌人堵住，有两个营在城内受到比较大的损失。而且，十一月中旬马鸿逵的一个骑兵师已经到达临河一线，正在向包头逼近，我军有受敌腹背夹击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很需要与贺龙同志再作商议。于是，我从陶卜齐绕到归绥城西与贺龙同志会面。我们商定的下一步部署是：由贺龙、李井泉同志率晋绥部队全部西进增援包头，争取一举攻下包头，并打击向包头增援的敌人。晋察冀部队由我指挥，继续围困归绥，如果敌人出来救援包头，就在运动中予以歼灭。晋绥军区部队攻下包头后，主力即行东转，再共同围攻归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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