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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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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六

  我一到张家口,忙得不亦乐乎。工作千头万绪,等待着我去处理。当时,中央晋察冀分局已经奉命改为晋察冀中央局,中央任命我担任书记,并继续担任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区其他主要领导同志是:副司令员肖克,副政委刘澜涛、罗瑞卿,参谋长唐延杰,政治部主任朱良才。

  为了尽快地熟悉情况,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听取了各方面的汇报,察看了一些地方和部队,然后,召开了各种会议,研究部署各项工作。

  虽然,摆在面前的问题很多,但归纳起来,主要是在日本投降之前,对形势发展估计不足产生的。苏联对日本一宣战,日本很快就宣布投降了,对这种急剧变化的形势,事先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所以,日本一宣布投降,无论在思想上、组织上,以及物资准备等方面都感到措手不及,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

  张家口这座城市,完全是我们自己解放的。也是解放战争前夕我们夺取的第一座较大的城市。当时我还在延安,得知苏蒙联军一路,由蒙古直插张北,觉得这是一个互相配合的好机会,于是,我与肖克、刘澜涛同志立即电告留在晋察冀主持工作的程子华、耿飚同志,要他们抓住有利时机,派部队向张家口、张北方向进攻。他们接到电报,及时命令平北军分区司令员詹大南同志、政委段苏权同志率领平北军分区部队,在冀察军区其他部队配合下,进攻张家口。经过三四天的战斗,我军即解放了这座城市。当时苏蒙联军只到了张北,没有越过长城一线。八月二十五日,我在延安听到张家口电台广播,我军已经解放了张家口,真是高兴极了。

  现在,我的思想和精力已经集中在迎接一场新的斗争了。

  §在历史的紧要关头

  我回到张家口前后的一段时间里,蒋介石正施展阴谋,以反革命的两手对付我党我军。一方面装出笑脸,与我们进行和平谈判,并签署了《双十协定》,以应付国内外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舆论和争取准备内战的时间;另一方面,发出“剿共”密令,由美国帮助,急如星火地向东北、华北、华东、中原各地运送军队,抢占主要城市、战略要点和交通干线,企图独占胜利果实。内战的阴云笼罩着全国。我们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正处在历史的紧要关头。

  在晋察冀地区,从九月到十一月,美国的大批军舰、飞机,把蒋介石的六个军,十七个师,共十五万军队运到了华北,在日伪军配合下,先后抢占了北平、天津、石家庄、保定、山海关等主要城市,成立了第十一战区。与此同时,阎锡山第二战区的军队抢占了大同、太原等地,傅作义第十二战区的军队抢占了归绥(今呼和浩特)和绥东、绥南大片地区。蒋、傅、阎的军队所到之处,收编了大批伪军,甚至还有一部分日军。此外,美军九月底十月初直接于塘沽、秦皇岛登陆,侵占了这两个重要港口和天津市,作为蒋军大规模从海上进入华北的主要门户。以上国民党军队的三个战区,在晋察冀及周围地区,共集中了兵力四十三万多人。它们以抢占的大中城市为基地,不断地向交通沿线和周围地区进犯。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上述三股力量,在他的北平行辕的统一指挥下,以张家口为主要目标,对我晋察冀解放区从东西两面进行夹击,占领热河、察哈尔两省,从而打开由陆路进入东北的通道,并切断我华北、东北、西北战略区的联系。由此可见,晋察冀面临的形势,是十分严重的。

  面对这种严重的形势,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确定的方针是:我们真诚地争取在中国出现和平、民主的新局面,但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挑衅,必须“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我们在晋察冀采取了以下主要措施:

  首先是统一思想。一九四五年十月初,晋察冀中央局在张家口召开了干部会议。当时,多数同志对形势的认识是正确的,但思想问题也是很多的。有的对蒋介石一手垄断受降,美军在塘沽、秦皇岛登陆,感到极其气愤,要求马上跟蒋介石拚,去夺取大城市,对我们转向接管中小城市不理解,有急躁情绪。有的又以为抗日战争已经胜利,从此天下太平了,有盲目乐观情绪。有的对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不理解,有埋怨情绪。另外,许多同志还对国共和平谈判有强烈的反感,不懂得中央以革命的两手对付蒋介石反革命的两手,政治上争取主动的重要性。针对这些思想问题,我曾在这次会上讲了话。我指出,美军登陆,是干涉中国内政,但为了维护和平,我们应暂时避免与美军正面冲突。“我们的方针是,在政治上批评美国这种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如美军向我进攻,应迅速将经过情形向全世界宣布,使它在政治上输理。我们相信美国人民是要求和平的。”

  关于夺取大城市问题,我说,日军刚投降时,朱德总司令曾命令我们,争取接受日军投降,夺取大城市。“但由于蒋介石、何应钦垄断受降……以致日军不可能也不愿意向我投降,使我不能进占平津等大城市,我们应迅速转移兵力,夺取中小城市,壮大自己的力量。……我们对美、蒋行为愤恨不平是完全对的,但绝不应因之而急躁,要理解毛主席屡次指出的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与曲折性。”

  针对盲目乐观情绪,我说:“我们的任务是,为了和平民主团结而斗争。反和平反民主的势力正在积极地向我进攻,我们必须为和平民主而战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要夺回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既得利益,我们必须为巩固我们的胜利而战斗。因此,一切盲目乐观心理……天下从此便可太平的心理,是不对的。我们目前正处在历史的最紧要的关头……我们必须坚决的进入斗争中去,以不懈怠的继续斗争,来巩固与扩大我们的胜利。”

  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我指出:“现在国民党政府在中国据有合法地位,因此苏联与它订立友好同盟条约是正确的。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迅速打败日本法西斯,对中国人民有利。苏联根据条约而使他在出兵区域与撤兵时间上受到限制,其目的在于避免远东重新引起冲突与争取世界和平,对中国人民也是有利的。但我党的政策,则决不能为苏联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所约束……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争取胜利,不能依靠别人,只有我们自己有力量,有正确的方针,才能取得国际的支援,才是正确的道路。”

  对毛泽东同志到重庆谈判的问题,我指出:“虽然我在政治上有许多优势,但如果不去,我们在政治上就要处在被动地位。全国和全世界人民都需要和平,如果毛主席不去,就会脱离群众。去了,则我为和平民主团结而去,就可以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去,本身就是一种斗争形式。……我们一方面不应放弃谈判,主张内战;另一方面,决不能以为毛主席去谈判了,便天下太平了。要使谈判有结果(实现和平民主团结),必须依靠我们的斗争和发展,有力地击破敌伪顽对我之阴谋。只有我们坚决斗争,才能争取谈判的有利条件。”对于国民党军队的挑衅,我说:“我们必须坚决打击挑起内战的祸首,因为他们先进攻我们,我们就必须打他们。毛主席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们要号召全边区的主力军、地方军、民兵,仍在生产与战斗结合下,为和平民主而战斗。”别的一些领导同志也做了思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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