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抗战虽以军事斗争为中心，但根据地的建设不能只是一个军事斗争问题，根据地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实体。如果单纯地用军事观点去进行战争，那是很难取胜的，必须使武装斗争与其他斗争密切配合，加强根据地的全面建设。
只有军事斗争，没有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革命和建设相配合，根据地是不能巩固的，同时，军事斗争也不能胜利。何况敌人对我们进行的“总力战”，也是包括各个方面的全面进攻。
我们在晋察冀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就及时地加强了政权建设，群众工作，发展生产，壮大经济，建立银行，发行货币，改造教育事业，进行文化宣传，等等，从各个方面为巩固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同志在洛川会议上，就曾经考虑到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问题。每一个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不只是拖住敌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问题，也是在为实现这个宏伟目标，进行广泛的实践，为下一步的革命进程，为日后建立新中国，打下多方面的基础，积累丰富的经验。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根据地的建设具有未来新中国的雏型这样一种性质。
第八、经济政策和锄奸政策是两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万万不可发生偏差。
在残酷的军事斗争中，往往容易忽略经济工作。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引起高度注意，决不能放松与忽视。因为，生产建设和经济斗争的胜负，直接关系着边区军民的生活、根据地的巩固和敌后游击战争的持久坚持。我们根据党中央在抗战期间的各项财政经济政策，贯彻执行了减租减息政策，扩大耕地面积、兴修水利的农业政策，奖励私人生产，在边区内贸易自由的工商业政策，以及实行有免征点和累进最高率的统一累进税政策，等等。发展壮大了边区经济，改善了人民生活，保证了军需民用，使边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为我所用不为敌所用，在经济战线上同样形成了抗日的乡村对敌占城镇的包围与封锁，给敌人的打击是沉重的。
锄奸和肃反问题，我们接受了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各根据地在这一问题上的经验教训，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方针，避免了锄奸和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我们反复教育干部，对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汉奸、特务等各类坏人，进行坚决的镇压是必要的，但无论政府和军队，都不能随便抓人，更不能随便杀人。对于汉奸和混入革命队伍的坏人，由边区各级政府严格按照颁布的法令惩办，军队一定不要包办代替。由于我们所持的慎重态度，使边区在锄奸和肃反问题上没发生大的乱子，这对于加强抗日队伍的团结，起了重要作用。
第九、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根据敌人的弱点和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实行一整套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
日本帝国主义的弱点很多，其中最大的弱点是兵力不足。因此，它只能采取“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几何学运动”的战略方针。我们的游击战，就要针对这个弱点，掌握机动力量，展开顽强的反“蚕食”斗争，并向“敌后之敌后”挺进，孤立它的“点”，阻止它通过“线”扩大为面。我们组织的地区队，就是为了对付敌人这种“点、线、面”的几何学运动，不断袭扰敌人，疲惫敌人，把敌人从面的占领压回据点去；或者在敌占区域建立许多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孤立敌人的“点”、“线”，以阻滞敌人继续进行面的占领。如敌前进“蚕食”，我即可转到敌后，使敌人不敢大胆深入活动。敌人的“点”、“线”不能阻挡我们，我们却可以穿来穿去。如果它进犯根据地，人少了，会被我们歼灭；兴师动众，就必须纠集若干据点的兵力，它的“点”就有失守的危险。
敌人作战不能离开它的交通线，一旦离开了交通线，运输联络就感到万分困难。尤其是根据地军民实行彻底的坚壁清野，敌人的给养不能就地取给，必须随军携带，而深入根据地腹心区域，交通不便，携带辎重过多，势必影响它的行动。这些，都为我们袭击它造成了极其有利的条件。所以，敌人一旦离开了主要交通线，即陷入困境，不可避免地要遭受打击和失败。
由于敌人必须依赖交通线而生存，因而造成了它的另一个弱点——当敌人占据了某一据点之后，如果它的后方交通被破坏，被切断，据点中的敌人就陷入孤立状态，无法存在，不败退即被消灭。这种弱点，就造成了我们进攻的机会，便于我们发动地方民兵武装，破坏其后方交通，切断其运输联络，使其得不到及时的补给，或是被迫放弃据点而逃窜，或是困守据点而被歼。
经过实践证明，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一战略方针是正确的。除了在游击区、接敌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之外，在根据地内部必须掌握强有力的兵团作为机动力量，一旦敌军敢于孤军深入，即以优势兵力果敢地包围而歼灭之。晋察冀根据地打了不少这样的仗，这些仗足以震撼敌人，使敌人小股兵力不敢轻易进犯。而它要组织大的“扫荡”，又非经过长期准备不可。至于边缘区零星敌人的骚扰，有地区队对付他们也就够了。这样，就大大增加了我根据地的稳定性。如果让敌人轻易进来，撑得我们到处跑，而它本身又受不到应有的惩罚，又怎么谈得上根据地的巩固呢！
在敌人对根据地大举“扫荡”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在军事上争取主动权。在反“扫荡”初期要避免决战与避免被迫作战，部队适时地进行机动转移，采取“走就是防御”的方针。游击战争的防御就是“走”。我们打，是为了战胜敌人，敌人不好打，切不可使自己陷于被动，“走”就是为了尔后战胜它。要善于寻找敌人的空隙，善于在它的包围合击中穿来穿去。“走”出合击圈的时间要适当，过早过晚，都不行。“走”不是单纯的转移，必须把“走”和“打”结合起来。
在转移中，应开展游击战争，阻滞敌人前进，缩小敌人的活动范围，不断疲惫与消耗敌人，以争取战术上的主动。俟敌回师归巢之时，主力即寻机投入战斗，抓住它的一路而歼灭之。日本侵略军的“扫荡”虽然总是来势汹汹，但是，由于我们在军事上掌握了主动权，每次都拖得敌人疲惫不堪，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
日本侵略军除了大规模的“扫荡”外，对付我们的重要手段就是“囚笼政策”和逐步“蚕食”。它以绵延的堡垒线步步为营，向我根据地内部推进，使我根据地越缩越小。情况最严重的一九四二年，曾使根据地几乎缩小了一半。这时，我们提出了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战略，敌人把“囚笼政策”和逐步“蚕食”推至我根据地，我们则把武装的和非武装的各种斗争方式，带至敌占区，去袭扰打击敌人，迫使它回师救援。经过广大军民的努力，两年时间，就粉碎了敌人的封锁和收复了敌人占领的地方，使我们根据地重新恢复了旧观。实践证明，向“敌后之敌后”挺进，这是粉碎敌人“囚笼政策”、“竭泽而渔”的有效战略。日本侵略军挖空心思想出来的种种办法，一着一着都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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