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当地部队的负责同志找来，要他们详细侦察一下情况。侦察的结果是，敌人沿同蒲路屯积的粮食很多，这是进行大规模“扫荡”的征兆。我立刻给军区发了电报，将侦察到的情况告诉他们，要他们提高警惕。我在电报上说，从敌人屯积的粮食来看，这次“扫荡”的时间，可能要长一些。果然，敌人这次“扫荡”整整进行了三个月，是几年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敌人采取“分区扫荡”的形式，“扫荡”了这一块，再转往那一块，每到一处，都以破坏根据地为主要目的，大肆烧杀，疯狂地掠夺粮食和物资，企图在经济上摧毁我们。军区部队虽然没遭受大的损失，但是，还是吃了一点亏，特别是军区直属队。当敌人合击的时候，是打？还是走？犹豫不决。最后，匆匆撤离，受了一点损失。我有一个箱子，就是这一次丢的。
那是我唯一的家当，从长征开始，我就带在身边。箱子里保存的是一些有意义的纪念品，有在红一军团工作期间保存的整编材料和统计材料，有报道周文雍和陈铁军被杀害的那张剪报，还有我一九一九年赴法勤工俭学时的护照。那个护照上有沿途所经国家的签证，以及后来我去比利时、德国、苏联直到回国的签证。我是把它作为周游列国的纪念品保存下来的，不论是在白区工作的时候，还是到中央根据地以后，我一直珍藏着它，即使长征路上那么艰苦，也没舍得丢掉。这次却统统丢失了，实在令人惋惜。
我们经过晋绥地区，吕正操同志和他所带的部队留在那里。我们在路上度过中秋节之后，即到达延安。经过整整六年的敌后战火生活，重返延安，回到党中央身边，很有一股久别重归的感觉。毛泽东同志，还有恩来、少奇、朱德、弼时和德怀等同志听说我们来了，都来看望。我把晋察冀几年来的工作简要地汇报了一下，毛泽东同志和朱德等同志听得很入神，对我们的工作表示满意，讲了许多鼓励的话。恩来同志是两个多月以前从重庆赶回来的。贺龙同志也已经回到延安。此后，伯承、陈毅、小平等同志也从各区先后回到延安。六年前，率队奔赴抗日前线的各路大军负责人，又在延安欢聚一堂了。大家讲起各个区域抗战形势的发展，心情是很兴奋的。这是一次胜利的会师，又是最后胜利即将来临之前的大团聚。随后的历史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延安整风
抗战末期我在延安的两年，主要是参加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从一九四二年就开始了。我们到延安以后，一九四三年十月十日，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研究党在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整风运动进入了总结提高阶段。
分清路线是非，中心是消除王明路线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王明路线被称作第三次“左”倾路线。这条路线从一九三一年六届四中全会算起，到一九三五年一月，统治党中央达四年之久。它使我们党在白区的工作，使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都遭受到惨重的损失，曾一度使中国革命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王明路线是怎样在党内占据统洽地位的？这要从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之后追溯起。一九三〇年九月举行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在瞿秋白、周恩来同志主持下，停止了立三路线的执行，对纠正立三路线起了积极的作用。三中全会后，王明从苏联回来，就否定三中全会，指责三中全会后的中央，没有看出“右倾依然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他发表了名为《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提出了一条比“立三路线”还要“左”的路线。
王明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号，进行宗派反党活动。一九三一年一月，在王明教条宗派集团的控制下，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六届四中全会，把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全部推翻了，通过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并且将王明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实际上掌握了党中央的领导权，使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会后，王明以“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为借口，将其宗派集团的人提拔到中央领导位置，并以中央代表的名义，派“钦差大臣”到各根据地夺取领导权。
王明上台后，极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在白区工作中，打出了“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的旗号，推行所谓“进攻路线”，经常无视客观条件地号召和组织政治罢工、罢课、罢市、游行示威、“飞行集会”。因而，使不少同志和党的组织遭受不必要的牺牲与破坏。到一九三三年初，党在白区的工作受到极为严重的损失，致使以博古同志为首的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存在，不得不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
临时中央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其错误路线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得到进一步发展。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使得中央红军最后不得不退出根据地，进行长征。
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在军事上结束了王明路线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抗战开始，王明又从右的方面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王明主张把一切领导权都交给国民党。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王明的这一口号。他说，王明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正确地执行统一战线，应当是有团结，有斗争。
一九三八年九月，党中央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步调。但是，还有若干的历史问题，路线是非问题以及思想问题，没有来得及讨论和解决。在整风过程中，由任弼时同志主持，起草了《关干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为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所通过。这个文件搞得相当不错，短短的，纲领式的，分清了我党历史上的路线是非，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作出了明确的结论。这是整风运动的一个巨大成果。
整风的同时，还普遍进行了党组织的整顿和对干部的审查。毛泽东同志为整风运动规定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为清理队伍确定的原则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些方针，保证了整风运动和审干工作的顺利进行。
但是，在审干工作中，也出现过逆流，这股逆流是由康生造成的。康生具体负责审查干部的工作，在他看来，几乎所有的人都不能相信了。整个河南省的党组织，都被他怀疑了。许多中央委员，被列入他怀疑的名单。连恩来同志、剑英同志，他都不相信，认为他们在白区天天与国民党接触，靠不住。仿佛只有他一个人最革命。我认识康生几十年了，这么多年，有这样一个感觉，凡是有他参加的事情，几乎都要出乱子。审干工作中，由于康生夸大敌情，怀疑同志，他发起一个“抢救失足者运动”，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实行逼、供、信，伤害了一些好同志，干扰了审干工作的正常进行。我从晋察冀赴延安途中，就听到在搞什么“抢救运动”。我不相信这个“抢救运动”。
当时，我就说过，我们那里如果有那么多特务，我们还能在敌后站住脚吗？我们的党如果这样严重不纯，又怎么能够把那么多根据地搞起来呢？在敌后，环境那么残酷，斗争那么尖锐，不能搞什么“抢救运动”，那样会把党搞乱，会把部队搞乱的。多亏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及时发现并纠正了这一错误，发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总结了历史上肃反扩大化的教训，提出了首长负责、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的工作方针，强调要“少提不杀”。只要人还在，虽有冤枉，总是可以平反的；多捉多杀，则一定要犯不可挽救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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