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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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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

  我在大生产运动中也不甘落后,除了参加军区机关集体组织的生产任务外,还和警卫员、通信员一起养了一群羊。那群羊很解决问题,遇到病号或身体虚弱的同志需要加强营养时,挤几碗羊奶,那是最好的营养品。分区和部队的同志来军区开会,我常用羊奶招待他们。我对他们说,冀西都是山地,山上有的是草,你们可以把养羊的办法推广一下。但是,要注意,要把羊群看管好,不要啃老百姓的庄稼。

  一九四二年的困难是很严重的。但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由于根据地军民的团结一致,由于干部战士的同甘共苦,大家的情绪是乐观的,胜利的信心是坚定的。就在这一年,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完全是另一番景象,饥饿笼罩着城乡,人民痛苦地挣扎在死亡线上。北平市民为抢购粮食,一次就被踩死踩伤三十多人,酿成惨剧。再以国民党统治区的河南省为例,这一年大旱,饿死了三百万人。而晋察冀根据地军民同舟共济,没有发生饿死人的现象。两者相比,对照鲜明,这正说明,我们党创立的抗日根据地,是真正的光明所在,希望所在。

  §向“敌后之敌后”挺进

  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方针,是在同敌人“扫荡”与反“扫荡”、“封锁”与反“封锁”、“蚕食”与反“蚕食”、“包围”与反“包围”的激烈斗争中提出来的。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就扬言华北是它的所谓“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不能彻底解决中国问题,也要确保华北”。于是,对晋察冀边区进一步发动了多种形式的进攻,除了“扫荡”以外,它们更加重视对边区进行“封锁”和“蚕食”的活动。

  在晋察冀,日本侵略军从一九四O年开始,就着手建造割裂根据地的两条封锁沟。一条东西走向,从涿县经易县,穿紫荆关,过涞源、灵丘,向西一直延伸到浑源,妄图以此把北岳区北部与南部分割开来。另一条南北走向,从易县经满城,过完县、唐县、曲阳、行唐,向南直到灵寿,与平汉线平行,敌人想借此把冀西山区根据地与冀中平原根据地割裂开来。除此之外,敌人还在晋东北与河北省交界处另建封锁沟,在上述地区和平北地区残酷地制造“无人区”。到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的时候,形势日益严重,敌人的“扫荡”、“封锁”、“蚕食”日趋嚣张。尤其是它以堡垒推进为核心的“蚕食”活动,对边区的威胁很大,使我们的处境十分困难。一九四二年秋季,晋察冀全区除北岳腹心地区外,敌人的据点、堡垒和封锁线一直伸到我们鼻子底下。它推行这种“堡垒政策”,无非是欺负我们没有炮,如果有炮轰击它的堡垒,它也就不能这样猖獗了。

  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封锁”和“蚕食”,边区军民展开了艰苦的反“扫荡”、反“封锁”、反“蚕食”斗争。各边缘区,每天都派出部队打击敌人,拆毁堡垒,组织群众破坏封锁沟。可是,你夜里破坏了,它第二天又修了起来。日伪军可以随意抓许多老百姓来,逼着给它筑碉堡,挖封锁沟。我们毁,敌人修,你来我往地僵持着,依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这个期间,我一直在考虑,敌人进来了,我们的根据地日益缩小,单靠反“扫荡”、反“封锁”、反“蚕食”斗争,总是处于被动地位,已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我们一些同志对敌人“蚕食”进攻的严重性,在认识方面也有一些问题。有的对敌人这种缓慢进行的攻势比较轻视,感到无所谓;有的则在敌人推行的“堡垒政策”面前,感到束手无策。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究竟怎么办?经过反复考虑,我感到,只有向“敌后之敌后”发展,才有出路。就是说,敌进我进,你朝我这里来,我就到你那里去,我们钻到你后面活动,搞得你不得安宁。

  这是接受了内战时期根据地斗争的经验提出来的。第五次反“围剿”时,“左”倾路线的领导人曾提出“以堡垒对堡垒”的主张,把自己缩到了一个小圈子里,导致了反“围剿”斗争的失败。我们不能一退再退,也不能固守一点,只有到敌后的敌后去,文章才能做活。我们本来就处于敌后,到“敌后之敌后”,是指到边区根据地周围敌人统治下的地区去活动。到“敌后之敌后”不怕站不住,我们是在自己的国土上战斗,有群众的地方就可以站住脚,也不必担心没粮食吃。

  到“敌后之敌后”,有个发展过程。开始,还是处于有行动但不是很自觉的状态。

  一九四二年一月,在晋察冀分局召开的分区以上干部会议上,我在讲话中分析了当时面临的形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人对华北增兵的可能性会减少,但是,由于他们控制着交通线,兵力转移容易,为“确保华北”,将来对我大举进攻的可能还是有的。目前敌人正加紧挖沟筑堡,逐步向我基本区“蚕食”压缩,步步推进,我根据地日益缩小,对此必须引起严重注意,深入切实地研究对策。当前敌人基本上是分散配备,在第一线据点堡垒主要配备日军,侧后则多为伪军。堡垒推进,敌后空隙增大,民族战争又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政治上敌人孤立,我们占绝对优势。因此,我们转到封锁线外向敌后展开活动,将可能收到大的效果。

  这时,就已经有了到敌后之敌后去的初步想法,只是那时候的说法是“到敌人侧后去开展游击战争”。

  一月会议之后,我们的一些地区队和县游击队纷纷深入敌人后方,广泛进行游击活动,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于是,一九四二年九月,在平山县寨北村,由我主持,召开了晋察冀党政军干部会议,正式提出了“到敌后之敌后去”的口号,并以此作为当时展开全面对敌斗争的方针。这次会议,全面地分析了当时敌我双方的斗争形势,针对敌人在兵力配备上“前紧后松、前强后弱”的弱点,与会同志一致同意,必须把游击战争开展到“敌后之敌后”去。地方部队要这样做,主力部队也要这样做。必须组织大量的游击队,向敌后展开活动,把敌人从面的占领压回据点去,在敌占区建立许多小块的游击根据地,以阻止敌人继续进行面的占领。对于被分割的区域,特别是封锁沟外地区,必须争取变为游击根据地。

  总之,反“蚕食”斗争,必须是敌后活动同正面斗争相配合,平地与山地的斗争相配合,地方军与主力军相配合,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而关键则在于,广泛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在敌后站住脚,打破敌人单方面向我“蚕食”推进的局面。寨北会议之后,北岳区主力部队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兵力,执行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任务。他们派出的几十支武装工作队,有的秘密越过敌人封锁线挺进到敌后,有的分散到封锁线两侧,积极进行游击活动,开展军事和政治攻势,瓦解敌伪军和伪组织,团结人民群众,孤立敌人,相机收复一些地区。

  在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斗争中,我们的武装工作队克服了重重困难。要到敌后去,首先要通过“封锁沟”,穿过“封锁墙”。“封锁沟”一般深达五到六米,宽四到九米,“封锁墙”高七到十米。沟内、墙边设有地雷和其他障碍物,间隔有据点、碉堡,由日伪军日夜把守,一有情况就发警报,用火力封锁或出来袭击。但是,由于我们事先周密侦察,同时发动群众报信带路,就使敌人如聋子瞎子,沟墙起不到作用。九月中下旬,我几十支武装工作队,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顺利地通过了封锁线。

  我们深入到敌后的小部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和宣传队。他们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通过散发宣传品,碉堡喊话,召开伪军或伪军家属座谈会,讲解抗战形势,晓以民族大义,以瓦解伪军;并大力捕捉汉奸,摧毁敌伪政权;以广泛艰苦的发动工作,在各地组织起多种形式的人民抗日武装,在敌人后方重新燃烧起了抗日的火焰。通过我们一系列的武装袭击和宣传工作,使日伪军越来越孤立,日伪军和伪组织人员普遍受到极大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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