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敌人的“扫荡”，不仅要着眼于“扫荡”来临之际，更要着眼于平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建设中央革命根据地时，就多次强调：部队在一个地方驻下来，一定要准备战场。我们根据这个经验，在晋察冀，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平时就认真进行了战场建设，搞好作战准备。对地形的勘察，是各级指挥员和作战、侦察部门平时的任务之一。各指挥机关、战斗部队一般都能做到行军不找向导，作战不靠地图，即使在狂风暴雨之夜，也不致迷失方向。粮食、弹药、鞋子、药品等的分散贮存，使长期反“扫荡”分散活动的部队，到处可以获得补给。
我们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通信情报网，它是由军区统一规划，由各军分区分别建立管理的，并在群众中扎了根，广大群众都是我们可靠的情报员。敌人开始在铁路周围屯积粮食了，情报立刻送到了我们手里，就可以根据敌人屯积粮食的多少，来判断这个“扫荡”的规模。粮食屯积得愈多，规模就愈大，我们就据此作出反“扫荡”的部署。边区四通八达的电话线，特别是战时的秘密电话线，保证了我们在反“扫荡”战斗中及时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指挥部队，同敌周旋，寻找机会打击敌人。敌人呢，向导找不到，道路不熟，它只能象瞎子和聋子一样，陷在我们设置好的重重泥潭之中。
在反“扫荡”的战火中，我们有没有遇到过危险？有没有出现过极为紧张的局面呢？危险和紧张还是有的，这就是，一九四一年秋天日本侵略军对北岳区大规模“扫荡”的那一次。
一九四〇年九月，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宣布成立。一九四一年六月，苏德战争爆发。这时，日本帝国主义为发动太平洋战争，急欲肃清我军，以便有一个稳定的后方。一九四一年五月，日军在中条山战役中，又击溃了国民党军队二十多万人，能抽调部分兵力用于华北敌后作战。这样，向我举行空前规模“扫荡”的形势，就越来越迫近了。此时，敌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多田骏因“囚笼政策”的失败被撤职，由冈村宁次继任总司令。这个被称为“日本军阀三杰之一”的冈村宁次，曾是屠杀我东北同胞的有名刽子手，他到华北一上任，便提出了“治安强化运动”，即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特务为一体的“总力战”，对各根据地实行野蛮残酷的“三光政策”。他上台后的第一着棋，是立刻集中了五个师团、六个混成旅团，另有一部分伪军，共计七万兵力，首先向我北岳区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大“扫荡”。他把这次战役称为“百万大战”，意思是要报复我们的“百团大战”。在“扫荡”之前，冈村宁次做了周密的部署，在根据地边缘地区挖封锁沟，设封锁线，筑碉堡，建据点，不断以小的“扫荡”进行分割、封锁、蚕食。
根据敌情的重大变化，军区在七月下旬发出了反“扫荡”的训令，要求全区部队进行充分的思想和物质准备。
冈村宁次组织这次大“扫荡”，主要企图是消灭边区和各分区党政军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采取“铁壁合围”、“梳蓖式清剿”、“马蹄形堡垒线”、“鱼鳞式包围阵”等战术，分三个步骤“扫荡”北岳区。第一步，是分进合击，妄图将军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合围于长城两侧加以歼灭。结果，因我主力转移，机关疏散，敌人除了困惑与疲劳之外，什么也没有捞到。第一步扑空之后，敌人便展开了第二步，对北岳区进行全面的“分区扫荡”，结果遭到我外线部队与内线部队的夹击，伤亡惨重。敌人的两步如意算盘破产之后，便开始了第三步，以重兵向边区的中心分进合击，企图聚歼我们的领导机关和主力。我们遇险，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反“扫荡”一开始，军区领导机关没有离开中心区，这一方面是指挥全局的需要，一方面也为了吸引敌人，好让我们的主力和各分区的部队，跳到外线去自由地打击敌人。我们只是命令一分区派出一团（缺一个营），由团政委陈海涵、副团长宋玉琳、团参谋长晨光同志率领（团长邱蔚同志当时因病没来），到军区机关所在地，保护机关的安全。在这次反“扫荡”中，这个团一直跟着军区机关行动。
到八月下旬，当敌人把主要目标指向中心区的时候，我便带着军区机关，由娘子神朝西南方向转移。我们到达阜平西北马驹石村时，刚通知部队宿营，敌人的飞机发现了目标，立刻进行空袭，炸伤了几个同志，司令部副官长刘显宜同志也受了伤。当时，敌人把大大小小的道路都封锁了，冈村宁次还搞了一些鬼把戏，伪装撤退呀，空投假命令呀，制造种种错觉，企图迷惑我们，聚而歼之。我原计划带领军区机关南渡沙河，跳到敌人的包围圈外面去；刚过沙河，使遇上了晋察冀分局和北岳区党委机关的队伍，原来敌人在沙河以南一线设下了层层包围圈。我马上决定，由军区机关保护分局、北岳区党委机关，再折向沙河以北。到达沙河北面的雷堡（当时名雷部）时，又碰上转移到这里的边区政府机关。过午的时候，敌人的飞机又发现了我们，开始连续轰炸，情况显得非常紧张。
雷堡在阜平以北三十里，是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山村。这个时候，侦察员的报告，情报站的电话记录，一个接一个地送到我手里。东面，敌人已经到达距雷堡十里的柏崖；西面，敌人已占领安子岭，距雷堡不足二十里；北线敌人，已进到与雷堡仅一山之隔的段家庄；南面的敌人，也到了马棚、温塘一线。我们处在了一个东西南北都陷入敌人重兵合围的圈子里。如果只是军区机关，应付这种严重的情况，问题不是很大。可是，眼前有边区政府、晋察冀分局、北岳区党委、分局党校、抗大二分校、北岳区党校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将近一万人，都是后方机关人员，而且带有许多行装马匹。打不好打，你一打响，各路的敌人会立刻靠拢过来；走也不好走，这么一支庞大的队伍，怎么从敌人的眼皮底下穿过去呢！原地不动？一旦受到敌人的合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这个时候，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敌人的飞机怎么总跟踪我们呢？马驹石第一次被炸，雷堡第二次被炸，敌人对我们的行踪捕捉得为什么这样准呢？“嘀嘀嗒嗒”的电台呼叫声，不由得使我猛醒。唉呀！恐怕问题就出在电台上。司令部的几部电台，始终同各分区保持着联系，特别是有一个台，是专门同延安联络的。敌人很可能熟悉了我们的呼号，知道这是军区首脑机关的电台，测定了我们电台的方位，准确地找到了我们的位置，然后它的飞机就来轰炸，部队就尾随我们进行合击。
想到这里，我立刻把司令部侦察科长罗文坊同志找来，向他交代说：“敌人很可能通过无线电测向，找到了我们的位置。我们就给它来一个将计就计，帮助敌人坚定合击的决心。军区电台很快要停止对外联系，由你带一个小分队、一部电台，到雷堡东边的台峪把电台架起来，仍用军区的呼号，不断和各方面联系。”罗文坊立时明白了我的意图，他说：“给敌人继续留个空中目标，造成错觉，要它向我们几十个人合击，继续把它们拖住。”我说：“正是这样。这是个很艰巨的任务，你们一定要做到：既要使敌人向你们合击，又要叫他的合击扑空；既要使敌人跟着你们走，又不能叫它追上你们。”罗文坊率领五十人组成的小分队，带着电台到台峪去了。入夜之后，我们这支近万人的队伍，悄悄开始穿插，擦着段家庄的南山脚，在离敌人不足一里路的空隙中，从它眼皮底下，秘密迅速地向西运动。
罗文坊带领的小分队，用电台迷惑敌人成功了。敌人的飞机开始轮番轰炸台峪，各路敌军也以进攻作战队形，向台峪逼近。我们一夜插出八十里路，中间经过阜平西北角的丁家庄，就是我们从原平开往平型关时经过的那个村庄。两次经过这个村庄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在这里，我下达了军区电台停止对外联络的命令，然后继续前插，到达常家渠。那天正是九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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