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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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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

  得到白求恩逝世的消息,看到他的临终遗言,想起他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以及对边区卫生工作的建树,我这个有泪不轻弹的人,也止不住涌出了热泪。白求恩同志逝世的时候,我们正在抗击日军的疯狂“扫荡”,但是,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边区军民,依然在反“扫荡”的间隙,为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后来,还在河北唐县军城村,精心设计修建了白求恩墓。这在当时边区的条件下,可说是最高的规格了。毛泽东同志为悼念白求恩同志,专门写了《纪念白求恩》的文章,这是人们都知道的。

  印度医疗队的柯棣华大夫,是一九四〇年四月由晋东南来到晋察冀的。他在晋察冀,曾担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第一任院长。

  一九三八年夏天,柯棣华同志刚从印度的医科大学毕业,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他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志愿参加了印度援华医疗队,与巴苏(华)等五位印度医生一起,背井离乡,来到中国。到了中国,他们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轰轰烈烈的敌后抗日斗争所吸引,毅然投奔当时的革命圣地延安。以后柯棣华和巴苏(华)到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工作了一段时间,又转道冀南、冀中来到晋察冀军区所在地。我第一次见到柯棣华,是一九四〇年六月在唐县军城村白求恩陵墓落成典礼上。他热情奔放,富有朝气,又十分谦虚,给人以很好的印象。此后不久,巴苏(华)医生转回延安,柯棣华留在晋察冀,转战各地。他的生命中的最后三年,就是在华北敌后抗日前线度过的。他不避艰险,不辞辛劳,处处以白求恩为榜样,为抗日军民救死扶伤,奋不顾身地战斗到最后一息。他把他宝贵的青春,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为中印人民之间的战斗友谊谱写了壮丽的篇章。

  在晋察冀最为艰苦的一九四二年,柯棣华在这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之前,他同白求恩卫生学校的女教员郭庆兰同志结婚,并于一九四二年八月生下一个儿子。柯棣华和郭庆兰要我给小孩子起个名字,我取中印人民友谊的意思,说:就叫“印华”吧!

  柯棣华患有严重的癫痫病,我们曾建议他离开前线,到延安或者回国治疗一个时期,柯棣华坚决拒绝了。他说:“战争环境越来越艰苦,伤病员越来越多,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只要还活着,就不能离开伤病员!”我们一直关心着柯棣华的健康,但是,由于这个顽固疾病的频繁发作,经全力抢救仍然无效,柯棣华同志不幸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九日逝世。柯棣华同志在晋察冀的光辉形象和感人事迹,至今还栩栩如生,索回在我的脑际。

  我将这个沉痛的消息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作了报告,毛泽东同志为延安各界举行的柯棣华追悼会送了亲笔挽词:

  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远道来华,援助抗日,在延安、华北工作五年之久,医治伤员,积劳病逝,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晋察冀为柯棣华修建陵墓的时候,朱德同志送来了陵墓的题词,称颂柯棣华同志为“国际主义医士之光,辉耀着中印两大民族。”

  周恩来同志为柯棣华的逝世,给柯棣华在印度的亲属写了信,高度赞扬了他永不磨灭的崇高精神。

  解放后,我们为了纪念白求恩和柯棣华两位国际主义战士,在石家庄重新修建了陵墓,以志纪念。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光辉业绩所树起的丰碑,将永远矗立在中国人民的心头,万古长存!

  直到今天,白求恩和柯棣华的光辉名字,仍然是中国人民和加拿大人民、印度人民友谊的象征!

  到过晋察冀的另一部分外国朋友,是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为逃避日军的迫害,从北平逃出来的一批外国专家、教授和商人。这之中,有燕京大学的英国籍教授班威廉、林迈可,美国花旗银行的经理赫鲁,还有南斯拉夫、荷兰、法国和奥地利的几个专家、商人。他们在北平站不住脚了,逃出了城,到了晋察冀边区。在他们遇到危难的时候,我们理所当然地保护了他们,给予了热情地接待。班威廉、林迈可等人是搞物理学和无线电的,他们在晋察冀办过无线电训练班,为我们培训过无线电技术人材。我国老一辈无线电技术人员和领导干部,有些就是这个训练班的学生。这些外国朋友,将他们在抗日根据地受到的热情接待,分别报告给各自国家的驻华使馆,这有助于发展这些国家与中国人民的友谊,有助于把敌后抗日军民的斗争宣传到国际上去。后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我们将这批外国朋友送到延安,在党中央的安排下,又将他们送回自己的国家。这些朋友回国后,讲了他们在华北敌后的见闻,说了许多赞扬中国人民的话。

  对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有过帮助的外国朋友,我们是永远怀念的;同情和支持过我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外国朋友,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第十四章 百团大战

  §正太路破袭战

  一九四〇年八月,在八路军总部的统一指挥下,组织晋察冀军区、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进行了以正太铁路为重点的大规模交通破袭战。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百团大战。

  这次战役开始的时候,并没有百四大战的说法,只是进行正太路破袭战。

  发动正太路破袭战,是一九四〇年春天,我到晋东南时就酝酿确定的。那一次,我们几个同志在一起议论过正太路破袭战的问题。先后参加议论的有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和我,议论中,有的同志曾提出,想把正太路搞掉,使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我说,这个计划如果能够实现,那当然好;不过,我们要想完全控制正太路,或者把它彻底摧毁掉,恐怕难以实现。因为,日本侵略军为了巩固它的后方,正企图通过巩固交通线,把山东、河北、山西三个地区紧紧连在一起。

  当时,平绥路到同蒲路,还不通车,石家庄到德州这段铁路,虽然日本人正抓紧修,但是由于屡遭我们的破袭,还远没修通。在这种情况下,敌人把正太路看成是连接山西、河北的重要交通命脉,如果丧失对正太路的控制,它在山西的占领军一切运输补给都难以保障,敌人是不会善罢干休的。就是我们能够在短时间内炸断、摧毁正太路,暂时断绝了它的交通,从敌人具备的技术力量来看,很快可以修复。鉴于这些考虑,在议论中,我的意见是,完全搞掉正太路,将两个区域连在一起,这个想法不够现实。至于对正太路进行破袭,我完全赞成。对敌人交通的破袭战,这是我们在游击战争中经常进行的,几乎天天都在破袭嘛,这有什么不可以!

  就是这一次,商定了对正太路进行大规模破袭战的问题。

  六月初,我同晋察冀军区南下支队回到了唐县和家庄。七月二十二日,总部发布了《关于大举破击正太路战役的预备命令》。根据总部下达的任务,晋察冀军区负责破袭正太路石家庄至平定段,袭击重点为娘子关到井陉煤矿段及其两侧地区。另外,总部还要求晋察冀军区对管区内的平汉路、北宁路、津浦路、石德路、沧石路等铁路、公路进行广泛的破击,以阻止敌人向正太路增援。

  我们接到总部的命令后,按照要求,抽调了八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又两个骑兵营、三个炮兵连、一个工兵连和五个游击支队,分别组成三个纵队:即熊伯涛指挥的左纵队,杨成武指挥的中央纵队和郭天民、刘道生指挥的右纵队,还有一支箝制部队和一个总预备队,担负这次作战任务。对平汉路等其他交通线也作了相应的破击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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