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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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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

  抗战期间,晋察冀边区汇集了众多的有志有为的文化战士,尤其是平津地区来的大批优秀的知识青年。他们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在民主革命的洪流中,经受了锻炼,受到了教育,拿起枪杆打仗,拿起笔杆撰文,他们以自己的作品鼓舞群众,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民主,为推倒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作出了贡献。他们中有不少人把热血洒在战场上,永不磨灭地存在于一个时代和人民的记忆之中。特别是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边区的文艺工作者坚决地遵循着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将边区的文化工作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与人民群众结合得更加紧密了。象晋察冀这样的根据地,原来都是穷乡僻壤,广大农民群众与文化是无缘的。自从根据地建立后,有了政治上进步这个前提,加上广大文化工作者的努力,就使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与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逐渐结合起来了。革命根据地当时不仅在政治上是最光明的地方,在文化上也是最先进的地方。它有力地抵抗着敌伪的腐朽文化,也使虐杀进步文化的国民党统治区相形见细。

  §有朋自远方来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战场。中国人民用流血牺牲,支援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事业;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特别是各国的进步人士,也怀着很高的热情支援了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就晋察冀边区来说,我们曾接待过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朋友。他们有的是为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战,来前线救死扶伤的;有的是为了解敌后根据地情况,来敌后根据地考察访问的;还有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在北平、天津等地任教经商的外国专家、教授、商人,为逃避迫害,投奔抗日根据地的。这些国际朋友在晋察冀逗留期间,都给过我们热情的帮助,为发展他们各自国家和我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最早来晋察冀的国际友人,是美国军官卡尔逊,他作为美国军事观察员,曾两次经由八路军总部来到晋察冀边区。他第一次来,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底到一九三八年二月,由周立波同志陪同,在边区考察访问了近五十天。当时,八路军总部感到,一个美国人到敌后来太危险,曾劝他不要来,但卡尔逊坚决要来,总部只得报经毛泽东同志批准,派武装将他护送到了晋察冀。周立波同志日后还根据此行写了一本书,叫《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在五十天的考察访问中,他们步行和骑马走了两千五百里,两次穿过敌人的封锁线,走遍了河北北部的大部地区。卡尔逊说:“这是一次艰险的长途旅行”,也是“一种十分有趣十分宝贵的经历”。

  我在阜平会见了卡尔逊,还陪他到五台山参观了一次。参观五台山庙宇,进庙出店的时候,僧人们还奏着迎送客人的音乐。十二个僧人穿着同样的黑色僧服,披着袈裟,分站两行,用长笛、短萧、皮鼓、小锣、古里,演奏得和谐动听。卡尔逊说,这是一个使我永不能忘怀的节目,我真想不到,在这样的穷乡僻壤,在这四面被敌人包围的境地,还能听到这么优雅的音乐。卡尔逊同我还在寺院住了一夜,僧人们设晚宴招待他,向他介绍了五台山佛教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他听得很入神。卡尔逊逗留期间,我们进行过多次交谈,有一次在金刚库,我们一直谈了大半夜。他提了许多问题:八路军能不能在敌后坚持住呀?枪支和弹药怎样补充呀?怎样对付日军的“扫荡”呀?游击战争怎样开展呀?等等。我一一做了回答,由周立波担任翻译。

  卡尔逊对于我们创建敌后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作法觉得很奇怪,非常感兴趣。他说,我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无非是蹲在战壕里打枪打炮,你打过来,我打过去,我们这些士兵都象机器人一样,根本不动脑子,枯燥得很。你们这种搞法,实在有味道,很有斗争艺术,一面打仗,一面考虑许多问题,不单着眼于军事,还搞政治,搞经济,搞文化,这是我从来没见过,也没有听说过的。卡尔逊第一次考察访问回去后,对我们能不能在敌后长期站住脚,能不能坚持住,还持半信半疑的态度。

  所以,一年以后,一九三九年,他又第二次来到晋察冀。他看到我们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斗争,不仅在敌后牢牢地站住了,还创建了一个蓬蓬勃勃、处处充满新气象的抗日根据地,他的怀疑彻底消除了,对建立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的作法非常佩服。他说,我从普察冀学到了许多新的军事思想,我也要这样搞。果真,回到美国后,他就向罗斯福总统上书,要求给他一些人员和武器,让他带着到菲律宾去打游击。罗斯福开始没答应,经他一再要求,同意了他的计划,分配给他一些人员和武器,由美军潜艇送到了菲律宾海岸,真在那里打起游击来了。卡尔逊在菲律宾搞了一阵子,没搞出什么名堂来,问题是没有得到群众的支持,异国他乡,人生地不熟,菲律宾人民对这些美国人的举动抱怀疑,卡尔逊他们人单势孤,当然很难站住脚。

  英国的驻华武官司品烈,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也曾经到过晋察冀,我向他介绍了边区的情况。他同卡尔逊一样,很感兴趣,一再提问题。后来,他要求我们送他去北平。我劝他还是不要去,因为他到了北平,可能会有意外。但这位武官不听劝告,执意要去。结果,听说他在北平被日本侵略军揍了一顿,吃了不少苦头。

  谈到抗战期间在晋察冀活动过的外国朋友,最为著名最为人们所传颂的,是白求恩和柯棣华。这两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为中国的民族解放斗争事业,在晋察冀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他们崇高的形象,一直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白求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党员,世界著名的胸外科医生。他是一九三八年六月来到晋察冀的,我在五台金刚库迎接了他。白求恩告诉我,他离开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曾专门同他谈了话。毛泽东同志说:“中国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小说,叫做《水浒传》。《水浒传》写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晋察冀。”毛泽东同志还风趣地对他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白求恩到来后,曾对我说,你这个鲁智深,同那个鲁智深可不一样哟!鲁智深醉打山门,把寺庙破坏了,你却保护了五台山的庙宇。白求恩的一番话,把我们大家都逗乐了。

  白求恩确实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的工作精神是非常感动人的,一到晋察冀,立即去松岩口创办模范医院,后来,又穿过封锁线,到了冀中平原。他作为军区卫生顾问,为晋察冀边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想了许许多多的办法,培训了一批又一批的医疗卫生骨干,亲自抢救了无数个生命垂危的伤员。一九三九年十一月雁宿崖战斗前夕,他在踏上战场之前,为一名患头部蜂窝质炎的伤员动手术,由于在掏取碎骨时左手中指被碎骨刺破,结果受到致命的感染。但他仍然参加了雁宿崖歼灭战和击毙“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的黄土岭围攻战,在炮火中为大量伤员做手术。病情发作后,他还在坚持,直到战斗结束,才下了战场。当人们用担架把他送到唐县黄石口村时,他的病情已经恶化。过了两天,也就是一九三九年的十一月十二日,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终于带着对中国人民的无限深情离开人世。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给我写了一封信,留下了他最后的遗言。那封信写道:

  “亲爱的聂司令:

  我今天觉得非常不好——也许就要和你们永别了。

  请转告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我在这里十分愉快,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多有贡献!

  请转告加拿大人民和美国人民,最近两年是我生平中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

  他在临终之前,还想到了军区卫生工作的建设,写道:

  “每年要买二百五十磅奎宁和三百磅铁剂,专为患疟疾病者和极大多数贫血病患者。

  千万别再往保定、平、津一带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比沪、港贵两倍……”

  他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

  “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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