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敌人的经济封锁，我们还大力抓了发展生产、厉行节约的问题。反经济封锁斗争的胜负，最主要的还取决于我们的经济实力。北方分局、边区政府和晋察冀军区，一向十分重视发展生产。特别是《双十纲领》公布后，边区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热情非常高涨，兴修水利，开拓荒地，处处呈现出繁忙的生产景象。许多地区的粮食产量超过了战前的水平，整个边区打的粮食，除了满足自己的军需民用，还有富余。在种植计划方面，我们强调多种粮食，有计划地少种一些棉花。为什么要少种棉花呢？因为敌人非常需要棉花，它每次进行“扫荡”，总是想方设法掠夺根据地的棉花。我们有计划地少种棉花，只满足根据地的需要，多生产粮食，把肚子吃饱，坚壁起来也容易些。
在农村家庭副业方面，我们提倡发展编织业和纺织业。冀中农家生产的土布，数量既多质量又好，不仅满足了冀中军民的需要，而且远销到北岳区、察哈尔以及绥远、热南等地。边区工业的发展，成绩也是很显著的，到一九四一年，已经有了多种设备简单的小矿，以及熬盐、制碱、硫磺、酒精等化学工业和榨油、制造纸张、面粉、文具等多种轻工业。边区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人民的生活日用品大部分能够自给。军事工业方面，在军区军工部长刘再生和张珍等同志带领下，广大军工战士想了不少办法，使边区的军事工业能翻沙、铸弹和修理枪炮，制造迫击炮弹、手榴弹、地雷和生产复装子弹等，有力地支援了战争，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我们在经济战线上进行的反封锁斗争，取得的胜利是巨大的，给予敌人的打击是沉重的。敌人的粮食供应严重不足，“抢粮”成了他们“扫荡”的重要目的之一。整个敌占区，粮食供应日益恐慌，不得不吃“混合面，实行“配给”制。敌人妄图以经济封锁扼杀抗日根据地的企图，同它的军事和政治进攻的下场一样，最后以惨败而告终。
§边区的文化
尽管战争空前激烈，物质条件极端贫乏，但是，由于政权掌握在人民手中，抗日和民主的新生活，为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
边区文化事业的建设和发展，首先是从学校教育的恢复和改造开始的。
晋察冀区域内原来的教育工作，随着国民党军队的溃逃而瓦解了。当边区社会秩序渐渐趋向稳定的时候，边区政府立即指示，所有各地的小学限期一律恢复上课。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修缮校舍，编撰课本，培训师资，筹集教育经费。为此，边区政府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教育行政系统，各级都有专管教育的机构。他们对恢复学校工作抓得很紧，到一九三八年，边区各村庄普遍建立了初级小学。
基于当时的需要和可能，每一个专区又创办了一所中学。在中学之上，还有从延安过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和抗大二分校。华北联合大学由成仿吾同志任校长，抗大二分校由陈伯钧同志任校长。此外，边区自身还创办了抗战建国学院，院长由宋劭文同志兼任，副院长是过去山西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郭任之。华北联合大学、抗大二分校和抗战建国学院都培养了大批干部。
据一九三九年的统计，边区已有三所性质不同的大学，六所中学，小学在一万所以上，在校学生共计四十万人。这些学校大多是因陋就简建立起来的，行动比较灵活，很能适应当时的游击战争环境。此外，边区还开展了夜校、识字班、扫盲班等多种形式的教育，借以普遍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
新闻出版机构，是边区文化战线一个很出色的工作部门。晋察冀边区的《抗敌报》（后改名为《晋察冀日报》）、《救国报》和《抗敌三日刊》（后改名为《子弟兵》），在边区内外都是很有影响的。这些报刊，逐步由油印、石印发展到铅印，印数也从初期的几百、几千份发展到几万份。它们是边区舆论界的权威，同时也是抗战新文化的传播者。这些报刊的共同特点是，紧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在内容和编排上讲究通俗、新颖、活泼，成为边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事业方面最重要的宣传鼓动工具。
为办好这些抗日报刊，大批革命的新闻工作者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进行了大量工作。《晋察冀日报》社的邓拓同志，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他领导的《晋察冀日报》社，在反“扫荡”期间，经常是一面打游击，一面工作。整个报社精干得很，就是那么几头骡子，驮着轻便的印刷器材，编辑记者们背着轻便电台。邓拓同志带领大家，一手拿枪，一手拿笔，与敌周旋。尽管敌人搞“铁壁合围”，反复“清剿”，情况那么危急，斗争那么残酷，但《晋察冀日报》从未停刊过。而且，他们还有一套传递报纸的组织和办法，能在当时的条件下，保证日报及时地传送到群众手中。邓拓同志在抗战后期还编纂了《毛泽东选集》，这是全国第一本系统编选毛泽东同志著作的选读本，为传播毛泽东思想作出了贡献。
边区的刊物杂志，也是丰富多采的。如理论刊物《新长城》，群众团体主办的机关刊物《群众》，综合性的文化杂志《学习半月刊》，在文学方面有《诗建设》、《山》、《鼓》、《文艺通讯》等等。这些刊物，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反映晋察冀人民的斗争生活，对敌伪的腐朽文化和一切反抗战、反团结、反进步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和有力的揭露，对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文化生活方面，最活跃的是戏剧工作和诗歌创作。
抗战爆发后，不少革命的戏剧工作者来到晋察冀边区。他们的积极性很高，我们就依靠他们，充分发挥戏剧形式的战斗作用。当时，正规的职业剧团，边区就有十多个，如西北战地服务团、抗敌剧社、联大文工团、群众剧社、抗大二分校文工团，冀中区的火线剧社和新世纪剧社，等等。各分区也都有一个精干的剧团。我深知文化工作是整个革命事业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抗敌剧社成立的时候，人数很少，我对他们采取了大力支持的态度。我对抗敌剧社的同志讲，只要你们有决心把这一工作做好，即使人员再紧张，我也决不调你们的人。你们要把戏演好，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深入群众，深入部队，深入生活。将来的伟大作品，将出现在前线，产生在炮楼旁边。如果没有生活的积累，没有对生活的感受，你们就不会取得明显的成绩，戏也演不好，演不象。剧社的同志革命热情很高，他们经常深入到部队和山村，接触战士，接触农民，同游击队一起活动，他们演出的节目充满了晋察冀的乡土气息和人民英勇斗争的真情实感。
诗歌，在晋察冀边区也是颇为活跃的。诗歌轻便灵活，容易为群众接受和掌握。特别是歌咏活动，可以这样说，根据地不管男女老少，不会唱歌的人很少。
至于美术工作，不论你走到什么地方，到处都可以看到醒目的大幅抗战壁画。在村庄的墙壁上，贴的是手持钢枪、大刀的子弟兵和民兵的英雄形象，很有战斗性。美术作品中，最受欢迎的是《抗敌画报》（后改名为《晋察冀画报》），既朴素，又美观，办得很出色。在山沟沟里能够出版这样的画报，曾使许多外国朋友深感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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