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粉碎敌人的这一系列阴谋，在北方分局的统一领导下，边区军民同敌人针锋相对地展开了一场反经济封锁的斗争。
这场斗争，突出地表现在对各种物资的争夺上。例如，日本侵略军把华北地区生产的粮食控制起来，在它占领的区域内，逼迫农民把粮食缴到指定的仓库，每户只准留下一个月的口粮，实行所谓“配给制度”。其它生活必须品，它也以计口售物的办法，只准少量购买，禁止向根据地输出。为了冲破敌人的这种封锁，我们则以政治上的优势和正确的贸易政策，利用敌占区农产品缺乏、商人贪图牟利，以及我地下工作在伪军、伪组织中的内线关系等条件，多方面进行斗争，展开工作。
我们的关系一直深入到北平、天津这些大城市，开辟了很广的路子，利用一些商人为我们提供必需品。有相当一部分商人是同情抗日的，愿意帮助我们。即使有些商人没有这样高的觉悟，但他总想赚钱吧，也愿意同我们做买卖。我们有时候也出点钱给伪工作人员，甚至是日本人，让他们为我们提供方便。尽管敌人封锁得很厉害，但是，我们经常利用各种关系，从敌占区购买各种必需品。特别是天津那个地方，各帝国主义国家都在那里插手，日本侵略者无法实行严密控制，我们在那里的路子更广一些，搞到的各种物资尤其是医疗器械和药品比较多。对于敌人的武装抢掠和利用奸商套购根据地的物资，我们一方面通过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打击出来抢掠的敌人，实行坚壁清野，在收获季节，号召与组织群众快收、快打、快藏，尽可能避免损失；一方面加强出入口贸易的管理，严禁由敌占区输入非必需品，禁绝敌需物资流人敌占区。这又是一种反封锁，反过来从经济上封锁敌人。
由于边区加强了控制，敌人占领的城镇和交通沿线农产品供不应求，这就使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经济战线上反封锁的主动权，迫使敌人不得不以我们所需要的工业品来换取它所需要的农产品及土特产品，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
货币斗争，是经济斗争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这场斗争，随着边区政府的成立和边区银行的建立，开始得更早一些。经过几个回合的反复较量，最后，以边币的胜利、伪钞和杂钞被挤出边区而告终。
旧中国的货币一向是极为紊乱的，许多省有自己的票子，所谓统一的法币也不能流通全国。这种紊乱的状态，在晋察冀地区显得更为严重。抗战之前和抗战之初，晋察冀地区流通的有察哈尔票、河北省票、伪蒙疆票和山西的各种晋票，名目繁多，杂乱无章。为了活跃边区的经济，进行经济建设，打击敌人的掠夺阴谋，边区政府成立仅一个月，我们的边区银行就建立起来了，同时发行了边币。
成立边区银行的设想，在一九三八年初召开的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时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但苦于缺乏基金、印刷设备和技术力量。会议期间，吕正操同志告诉我，他们在安国缴获了当地豪绅和汉奸筹建维持会的三万元资金，分文未动，可以用这笔钱作银行的基金。他还推荐原六九一团军需官关学文来承办筹备工作。吕正操介绍说，关学文很细心，有理财经验，只要解决了印刷设备和技术力量，就可以发行边币。经过仔细研究，当时把建立边区银行的计划定了下来，关学文同志被任命为边区银行行长。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晋察冀边区的货币政策也非常重视，一九三八年八月指示我们：边区应有比较稳定的货币，作为浩大军费的主要来源，以备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持久的斗争；纸币发行的数目不应超过边区市场需要的数量，而且应该有以工业品为主的准备金，如纸币发行过多，就会象法币、伪币那样贬值；可以用边币收买一些法币、伪币，主要用来转买工业品，一部分上送八路军总部和延安，以备需用；同时用各种方法使杂钞流到边区以外去；要重视边区同敌占区的贸易，以作边区货币政策的后盾。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这些指示的结果，使我们在货币斗争中越来越主动。
边区银行成立后，在擅长理财的边区政府主任兼财政处长宋劭文同志的领导下，很快开展了银行业务，同敌伪在货币战线上展开了一场“白刃战”。
货币斗争，先是从挤出察哈尔省的票子开始的。抗战之初，察哈尔省银行即被日本侵略军占有。如果这种票子再在边区流通，对我们是极不利的。一九三九年一月，在察南、雁北地区，开始了挤出察哈尔票子的工作。怎样把察票挤出边区？最初是把它贬值一半，又规定农民的田赋在限期内可以缴纳察票。用这两种办法，在察南、雁北地区发行了边币，挤出了察票，稳定了这一地区人民的经济生活，扩大了边币的流通区域。
河北省钞票的滥发，在抗战之前就出了名。当时，所发数目高达九千万。抗战爆发后，旧河北省票的底版在天津为日本侵略者所得，敌人大肆印发起来。边区政府决意把河北票子也挤出去。这一次打击的方法是采取“坡度贬值”的办法，就是以边区政府为中心，实行斜坡贬值一直推到敌占区。例如，一元河北票子在阜平值五角，离远一点则值六角，越靠近敌占区值得越多。这样，边区流通的河北票子，就不翼而飞地回到敌人的怀抱去了。
钞票种类之多，发行之滥，是山西的特色之一。为了排除晋钞，边区银行最初采取过兑换的办法，以一元一角晋钞兑换一元边币。后来，阎锡山滥发十元、五元的大票子，使得晋钞不值一文。一九四〇年，边区政府只得宣布停止兑换，不准晋钞在边区流通。
伪蒙疆的票子也同时被挤出了边区。
在打击伪钞的过程中，边区政府和边区银行执行了不让群众吃亏的原则。在同敌占区相接的地方，设立伪钞兑换所，把群众手里的伪钞按一定比例兑换成边币。兑换来的伪钞，由政府贸易部门掌握，用于从敌占区购买必需品。由于边区政府和银行采取了合理的兑换办法，群众对排除伪钞的工作是很支持的。
伪钞被挤出以后，就把原来伪钞占据的市场腾出来，而由边币代替了。边币的基础日益巩固，信誉日益增高。边区广大群众自觉拒绝使用伪钞，积极支持边币，他们把边区银行看成是自己的银行，有些群众还把过去埋在地下的金银首饰起出来，送到边区银行，换成边币，边区银行的储备保证金也就日渐增多起来。当然，边区银行最可靠的基础还是边区的生产，如边区每年所出产的粮食和各种土特产品等。边区银行还发放了低息贷款，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度过灾荒，活跃了农村经济，发展了合作事业，完成了春耕运动，为巩固边区发挥了力量。
由于边币的信誉一天天高起来，敌占区的人民也欢迎边币，虽然敌人利用各种手段迫害使用边币的人，但仍然不能动摇边币。因为边币的发行是极为慎重的，它没有通货膨胀的恶性症状，这是不值钱的甚至没有货币价值的伪钞所不能相比的。
同争夺物资和货币的斗争紧密联系着的是争夺集市的斗争。
晋察冀地区的群众，从古以来就主要依靠集市贸易活动进行物资交流。集市是各种物资的集散地和货币流通场所，掌握在谁手里，就为谁的经济服务。因此，争夺集市成了敌我双方在经济斗争中的另一个焦点。我们主要依靠深入的宣传教育，揭露敌人通过集市掠夺边区物资的阴谋，劝说群众不到敌人据点赶集。有时还派出少量精干的武装人员，袭扰敌占区集市，把集市轰散。为防止敌人破坏边区的集市，边缘区的抗日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经常派出武装人员警戒边区集市。这样，即使在距离敌人据点相当近的游击区，我们也控制了集市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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