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闹磨擦遭到惨败之后，蒋介石仍不死心。一九四〇年初，又命令朱怀冰向晋东南根据地进攻。晋察冀军区根据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派出部队参加了讨伐朱怀冰的战役。
赴晋东南的部队，是由一分区一团、四分区五团和冀中警备旅组成的，称为“南下支队”。由陈正湘同志任支队司令员，刘道生同志任支队政委。晋东南遇到的情况，比我们这里更为复杂一些，面临的国民党部队更多一些，山西、山东、河南的国民党部队，都在那里制造磨擦。这种磨擦与反磨擦的斗争，在那里一天也没停止过。朱怀冰进攻晋东南的时候，气焰嚣张得很，作战时居然有日本飞机配合。晋冀鲁豫部队，同时应付几个方面的顽军和日伪军，兵力被迫分得散一点，立时集中起来打朱怀冰，还有不少困难。总部要求我们支援一部分兵力，共同把朱怀冰解决掉。因为我自被留在五台以来，还没到总部去过，也有些事情要去汇报。吕正操同志也想到总部看看，我们就越这个机会，与支援部队一起去了。出发的时候，罗瑞卿同志带着抗大总校要到晋东南去，我们就一起同行。
我们趁着黑夜在井陉东边穿过了正太路，经昔阳、和顺、辽县，到达一二九师师部所在地黎城。冀中警备旅没有到冀西来，他们由平汉线直接插了过去。
到黎城的时候，见到了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听到晋察冀部队来了，他们非常高兴。
左权同志是打朱怀冰的前敌指挥，带着部队到南边去了。打垮了朱怀冰，我才见到了他。
在黎城的桐峪镇，朱德和彭德怀同志召集我们开会，研究了对朱怀冰的这一仗怎么打的问题。朱德同志不久就离开普东南回延安去了。
我没有随南下支队到前线，在武乡县王家峪住了一段时间，向总部汇报了晋察冀根据地创立和建设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也向总部的同志们介绍了我们的一些作法和感受。我介绍的东西，主要是根据地建设上的一些体会。
晋察冀军区南下支队，由陈正湘和刘道生同志率领，配属一二九师陈锡联同志那个旅，在晋东南的山西、河北省交界地区，同朱怀冰打了一仗。参战部队迂回到朱怀冰军部的后面，一个攻击，歼灭了他的三个师。朱怀冰的部队被打了个落花流水，他的参谋长和司令部人员，都被我们俘虏了。只有朱怀冰本人漏网逃往日军的驻地邯郸，由那里坐火车逃回重庆。后来死在重庆。
在消灭朱怀冰的同时，由程子华同志率领冀中部队几个团，与宋任穷同志率领的晋冀鲁豫部队，在冀南地区反击了石友三等人的磨擦挑衅，给了他们以沉重的打击。
当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制造武装磨擦的时候，潜藏在边区内地的反共势力也有所抬头。他们制造谣言，进行破坏，反对减租减息，向贫苦农民反攻倒算，企图里应外合，破坏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对此，我们及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与他们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广泛地发动群众，揭露和检举他们的罪行。一九四〇年一月底到二月初，由边区各群众团体发起，从山地到平原，掀起了“反投降、反倒退”的群众运动。边区内地的反共顽固分子，到处受到声讨谴责。对其中确有通敌证据的反共顽固分子，按照边区政府颁发的惩治汉奸条例，依据罪行轻重给予应有的惩处。
反磨擦斗争的胜利，消除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武装挑衅、制造磨擦的祸患，提高了边区群众坚持敌后抗战的信心。
经过这场反磨擦斗争，根据地军民比较能集中精力对日本侵略军作战了。
※第十三章 晋察冀根据地的建设
§政策是重要保证
五台受命之后，一开始，我们就十分重视党的政策问题，把它看作是创建敌后根据地的重要保证。根据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在晋察冀地区逐步制定了各项适应具体情况的政策和法令。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需要有党的坚强领导，有强有力的主力部队和人数众多的地方部队与人民武装，这是根据地得以巩固和扩大的根本保证。而要实现党的正确领导，就必须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制定和执行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法令。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决不只是抗日的问题，也不单纯是一个武装斗争的问题，它包括着民主政治的建设，政权机构的改革，经济政策的规划，人民生活的改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它既是对一个旧社会的改造，又是对一个新社会的开创，具有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雏型这样一个广泛而深刻的性质。
在酝酿和讨论制定政策的过程中，我考虑最多的是，怎样才能做到既有利于发动广大群众，又有利于发展统一战线，团结上层爱国人士，共同抗日的问题。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而最基本的力量又是农民群众。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摆正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方面要十分注意巩固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另方面又要注意改善农民群众的生活。如果只讲统一战线，不关心农民群众生活的改善，就会出现“右”的错误，贫苦农民连起码的吃饭问题都无法保证，就谈不上发动群众，统一战线也就无法扩大和巩固。另一方面，只讲改善农民的生活，忽略了全民族战争的性质，又会导致“左的错误，不能团结各阶层人们一道抗日，无形中也削弱了抗日的力量。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是有过沉痛教训的。那时，由于王明路线“左”的干扰，曾搞过“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还不等于消灭了地主？“富农分坏田”，实际上也把富农搞掉了。到后来，有些地方更进了一步，搞什么“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把地主、富农赶到了根据地界外，给自己筑了一道长城。这道长城不是保护我们的，而是孤立了自己，保护了敌人，使我们吃了大亏。
抗战爆发以后，虽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斗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社会基础不同了，要适应新的历史条件，最大限度地把全民族各阶层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但是，我们有些同志的头脑里，依旧对“左”的一套烙印很深。谈到发动群众，他们就想起了在根据地打土豪的那套办法，仍然想按老路子走。我们刚留在五台，还没到阜平的时候，个别地方已经发生“打土豪”的事。我得知消息，立刻制止。我说，绝对不能这样做。不认识斗争任务的变化，盲目地乱打土豪，就削弱了我们的社会基础，扩大了敌人的力量，是要吃大亏的。当时，我有一个基本的想法，不管你地主也好，富农也好，只要你愿意抗日，我们就不动你，还要团结你。不能把他们推到敌人那边去。
那么，农民群众的生活要不要改善呢？是不是为了怕得罪地主、富农，就置农民的痛苦于不顾呢？当然不能这样，基本群众的生活必须得到改善。我们是共产党人，是为最大多数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如果根据地的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听任封建势力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那我们就丧失了立场，而且，根据地也根本发展不起来，存在不下去，因为它没有最广大群众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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