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五日，阿部规秀率队向白石口前进，三支队诱敌成功，敌人紧追至银坊，没有发现我军主力，便放火焚烧银坊一带的民房。六日晚间，阿部规秀率部进入黄土岭一线。我通知杨成武：如果敌人明天继续由黄土岭东进，我们就利用这一带的地形全线出击。这天夜间，我军参战部队完成了对敌人的包围。
七日，敌人主力由黄土岭出发，顺山沟向东蠕动。下午，进入了我军的伏击圈。这时，一声号令，我们的代兵向敌展开猛烈攻击，首先把它的电台打掉了。敌人受到突然打击，阵势顿时大乱，急忙抢占了几个山头，企图冲出包围。我要求杨成武调整部署，缩小包围圈，无论哪个方向，都不能让敌人冲出去。敌人同我们在这里展开了激烈的山头争夺战。
这时，战场报告说，在黄土岭与上庄子之间有一个小庙，他们发现，小庙附近有几个人指指划划，象是一群军官的样子，被一分区炮兵营的迫击炮击中了目标，敌人发生了混乱。直到事后，我们才知道，那是敌人的指挥部，炮兵营的轰击，当场把阿部规秀击毙了。
到八日，残余的敌人准备突围，日军又用飞机空投了新的指挥官。这个时候，我得到从各个方面送来的情报，保定方面增援的敌一一〇师团已经到达黄土岭以南，涞源增援的敌人也赶上来了，四面八方的敌人都赶来解围。我考虑到，情况已经改变，我军需要及时跳出包围圈。于是，我通知杨成武，立即指挥参战部队脱离战场。
这样，黄土岭围攻战，以我军歼灭日军九百多名，击毙其中将指挥官阿部规秀而宣告结束。
阿部规秀被击毙的确实消息，是后来才知道的。敌人的电台广播了阿部规秀中迫击炮弹丧命的消息，我听到了敌人的广播，延安毛泽东同志也从各方电台的广播中得知了这个消息，发来电报，查证此事，并指示我们对有功部队予以嘉奖。战斗中被击毙的日军尸体，我们已本着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一一掩埋了。我们只从部队查到了阿部规秀绣有两颗金星的黄呢大衣和金把钢质的指挥刀。后来，我把这些东西转送到了延安。
击毙日军中将指挥官，这在华北战场是第一次，在中国人民的抗战史上，也是第一次。敌人对此十分懊丧，敌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多田骏，得知阿部规秀的死耗，在追悼死者的挽联上写下了：“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还为阿部规秀立了一个碑。
日本的《朝日新闻》报，连续三天的通栏标题都是“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这家报纸说：“自从皇军成立以来，中将级将官的牺牲，是没有这样例子的”。日本陆军省发表的关于阿部战死的“详报”说：“这个地形是华北很少见的山地，差不多是没有道路的。中将以下的将士们完全徒步，辛勤跋涉……七日向易县上庄子前进的时候，敌（指我军）利用优势的地形，继续顽强的抵抗，中将果敢地到一线，观察地形敌情，飞来了敌人迫击炮弹，在距中将数步的地方爆炸，碎片打中中将的左腹及两腿等数处，中了致命的伤，遂与世长辞了。”由此可见，对阿部的死，敌人是何等震惊。
黄土岭围攻战，我参战部队打得英勇顽强，尤其是一分区炮兵营，直接击毙了阿部规秀。为表彰炮兵营的战功，战后，我们特以晋察冀军区的名义通令嘉奖，高度赞扬了他们建立的这一历史性功勋。
一九三九年，我军多次集中部分兵力，对深入根据地比较孤立的敌人给以歼灭性的打击，先后取得了齐会、上下鹤山、上下细腰涧、大龙华、陈庄、雁宿崖、黄土岭、高洪口等战斗的重大胜利。这些战斗，有的是晋察冀部队打的，有的是一二〇师部队打的，也有两支兄弟部队共同参战的。
这一系列歼灭战的胜利，不仅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并且使敌人再不敢轻易以一个大队以下的兵力深入我边区腹地。而大部分敌兵力又被我各地的游击队所箝制，胶着在各个“点”、“线”上，很难抽得出来。敌人兵力不足，就不能经常向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迫使敌人对我军发动战役攻击的间隙拉长，晋察冀根据地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坏境，这对于巩固根据地，有计划地进行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创造了相当有利的条件。
§反磨擦斗争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与巩固，不仅成了日本侵略军的心腹大患，也使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感到极度的忧虑和不安。
抗日战争开始，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党反共顽固派，被迫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当时，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利用我们党的力量，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进攻，同时，借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削弱和消灭共产党。这就是他们施展的“借刀杀人”、“一箭双雕”的诡计。可是，抗日战争的发展与他们的愿望恰恰相反，日军不仅不能消灭共产党的力量，共产党反而一天天发展壮大起来，特别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共产党八路军大得人心，牢牢地在群众中扎下了根。这时，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真面目逐渐暴露出来了，先是秘密地搞，后是公开地干，提出了各种“溶共”、“限共”、“防共”的“原则”、“办法”、“措施”等等，企图限制和破坏共产党、八路军。
日本侵略军攻陷武汉、广州后，也学乖了。它看到“速战速决”灭亡中国是不可能的，遂改变了战略方针：对国民党正面战场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而将进攻重心移向后方，集中重兵围攻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反共顽固派觉得日本人不再向他们进攻，他们的主要敌人似乎不再是日本帝国主义，而是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了。
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五中全会之后，他们先后下达了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等一系列专门限制和迫害共产党的政策措施，其至明目张胆地规定可以用军事进攻对付共产党八路军。抗战之初，他们仓惶南逃，把半壁江山让给了日本人，等到各抗日根据地巍然挺立在敌后，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用鲜血和光复了国土，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抗日局面之后，他们又忌恨丛生，纷纷派军北上，要从共产党和八路军手里“收复失地”。这样，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与我们党之间的磨擦与反磨擦斗争，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晋察冀边区的反磨擦斗争，开始于一九三八年。起初，国民党行政院下令取消边区银行，随后，以善于投机著称的军阀阎锡山出尔反尔，转来了“国府”撤销边区政府的“命令”。这些，都理所当然地被我们坚决拒绝。一九三八年六月，国民党又抬出早已不存在的“河北省政府”的招牌，委任鹿钟麟为“河北省主席”，张荫悟等为省政府委员。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还转发了《今后关于华北共产党之对策》，密令在华北搜罗反共人才，成立专门机关，“指导与中共的斗争”；在山西大量屯积粮秣弹药，“以备反共之用”；收买、安抚华北失败将领石友三等及其军队，作为反共主力；派专门人员进行筹划，“网罗民间反共人才及反共组织”。他们还成立所谓“冀热战区”，任命鹿钟麟为总司令。所有这一切，其目的就是分割和瓦解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鹿钟麟这个人，在大革命时期曾有一段同我们党合作的历史。
那时，他在冯玉祥部队任职，同李大钊同志建立过关系，有过依靠共产党的想法。大革命失败以后，他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国民党当局要他来搞“河北省政府”，其实，也是牺牲他，广大的人民群众都被我们掌握了，他能搞出什么名堂来！随鹿钟麟来的人中有一批是国民党反共特务，他们扶持鹿钟麟，先是以省政府的名义取消抗日的冀南行政主任公署，而后由山东调石友三突进冀南，由中条山黄河边调朱怀冰、庞炳勋进攻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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