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人民充分发动起来之后，我们在群众的海洋里，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而敌人呢？处处碰壁，处处困难，找不到向导，找不到粮食，找不到用具，想找一口锅做饭也不容易，就象一个既聋又瞎的人坠入了深渊。人民这样爱戴我们，这样仇视敌人，日本侵略军还有什么办法不失败呢！
我们为什么能够在敌后坚持，不但没有被强大的敌人消灭，反而一天天壮大起来呢？当年，我就是以这样的事实，回答了一些朋友们提出的疑问。这也是国内外的朋友，在晋察冀实地考察后，从亲身感受中得出的结论。
一九三九年一月，我写了一份关于晋察冀初创时期的情况报告，涉及的内容比较多，约有十万字。其中着重叙述了我们在晋察冀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毛泽东同志看到后，确定把这个报告单独成书出版，亲自为它题写了书名：《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同志还分别为它作了序。毛泽东同志在给我的信中说，这本书“是十分宝贵的”，准备在延安、重庆两处出版。希望我们努力奋斗，加深研究，写出更多的新作品来。毛泽东同志的称赞和推荐，对我们是过誉了。但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晋察冀初创时期工作的肯定，使我们倍受鼓舞，看到我们所走的斗争道路是正确的，是中央所希望的。
§改造杂色武装
在开辟与发展晋察冀根据地的过程中，遇到一个极为复杂极为特殊的情况，这就是遍布各地的形形色色的杂色武装。
众多杂色武装在敌后的出现，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进华北，国民党军队弃地南逃，旧政府官吏作鸟兽散，千百万人民榜徨无主。在这种混乱不堪的无政府状态下，各式各样的杂色武装就应运而生了。
敌后武装中，有一些是属于不愿意做亡国奴的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他们在“保卫家乡”、“保卫祖宗坟墓田园”的口号下，利用溃军丢弃的枪支子弹和散落在民间的枪械，成群结队，以各种名义，活动在敌人侧后。这种零散的武装，是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力量。
杂色武装，则是指由抱着这样或那样不良企图的人，假借抗日名义组织起来的武装。这部分武装的头头，有的原来是兵痞流氓，有的则是土匪。他们占地为王，自封头衔，实行变相的土匪政策。这些家伙整天大吃大喝，动不动就向群众勒索：“请捐助抗日经费××元”。抢掠、胁迫群众的事情也不断发生。还有一部分杂色武装，从属于地主豪绅组织起来的联庄会和封建会道门。联庄会早在旧中国军阀混战的时代就出现了，它是地主豪绅为保护自己的利益，由数村或数十村联合组织起来的，有自卫会、自卫团、保卫团、联庄会、民团等等名义，由兵痞、旧军官充当大小头目。事实证明，敌人一旦占领当地，这些土匪和联庄武装，就立刻投向敌人的怀抱，变成伪军。
我们创建根据地之初，大家常用这样一句话形容杂色武装之多之广——“司令遍天下，主任赛牛毛”。几个人，几条枪聚在一起，就可以自称司令。特别是河北省，杂色武装较多，察哈尔也有一些，冀西和冀中地区，杂色武装就更多一些，仅北平到保定的铁路两侧，就有十股较大的杂牌军队。我们不是八路军吗？他们也自称是什么“七路军”、“九路军”、“十路军”，招牌比你还大。
我还在五台的时候，就开始同这些杂色武装打交道了。第一次来的记不清叫什么“抗日军”了，来了两个人，穿的军装倒挺整齐。他们说，他们那股队伍要参加八路军，要同我们搞联合。我接见了他们。当时，对这些杂色武装的政治色彩，还不甚清楚，因此，我们的方针是不急于吸收他们参加。至于帮助一下，共同抗日，这是可以的。不然，泥沙俱下，统统吸收到八路军中来，以后也不好办。我对他们说，你们不一定急于参加八路军，我们大家一道抗日就是了，如果在作战方面需要我们统一指挥的话，我们可以指挥，你们缺少武器弹药，我们可以尽力支援一些。
对怎样处理杂色武装的问题，我是考虑了很久的。对于抗日志士和人民群众组织的土生土长的游击队伍，吸收他们参加八路军，这是没有问题的。陈凤桐同志领导的晋北游击队，我们很快就吸收了。白乙化同志就是这支队伍的，后来牺牲在平北地区。还有积极要求抗日的王溥和他的游击军，他们来寻找八路军，要求抗日，我们给予了热情支持和帮助。游击军为华北的抗战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王溥同志本人还为民族的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王溥原来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这个人有爱国热情，人也比较老实。他起初在冀东搞了个“保安司令部”，大概也就是一团人的样子。王溥目睹日本侵略者在冀东烧杀抢掠，任意欺凌自己的同胞，强烈的爱国心驱使他把部队拉到冀中，投奔了八路军。但是，他的部队是东拼西凑起来的，这里收一点，那里收一点，里面混有不少旧军人，有各式各样的派别，王溥也统不起来。我们经常给他们调和矛盾，做团结工作。至于吃穿和弹药的供应，我们同对待自己的部队一样，一视同仁，该供应的都供应。
一九三八年底，他带着一部分部队来冀西找我，我看他确实是诚心诚意的，就答应他留下来。他带来的人就复杂一些了，以后跑了一部分。来嘛，我们欢迎，实在不愿留下的，我们也以礼相待，愿走的可以走。我们把王溥的部队编成了游击军，补充了一些当地的农民，任命王溥为游击军司令员。即使是这个时侯，我们同游击军的关系，还是一个统一指挥的关系，它有很大的独立性。王溥是拥护我们党的抗日主张的，他的表现一直不错，军区要求怎么干，他就怎么干。可惜的是，他缺乏进行游击战争的经验，一九四一年秋季大“扫荡”的时候，由于不会打游击，结果，陷到敌人的包围圈里，突围的时候，光荣牺牲了。对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王溥同志抗战是积极的，表现一直很好。
但是，对那些打着抗日招牌，祸害百姓，勾结敌人，乘着混乱局势要捞一把的杂七杂八的武装，我们就要保持警惕，采取适当的方式，逐步加以解决。
我们从五台到达阜平，军区和边区政府的成立，使八路军声威大振。这时，更多的杂色武装的“司令”、“主任”纷纷找上门来。对他们要求抗日的行动，我们一概采取热情欢迎的态度。但是，依然不急于改编，即使对于纪律很坏的杂牌部队，暂时也不立刻解决它。因为，这里还有一个群众认识的问题，都挂着抗日招牌嘛！你解决过早了，老百姓会说你是吞并它，真抗日和假抗日，一时还难以分清。而且，操之过急，我们会树敌过多，既不利于抗日，也不利于我们的发展壮大。同时，还应该看到，大部分杂色武装是可以改造的。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稍有国家民族观念的人，绝不忍心茶毒人民，即使是纪律很坏的杂牌队伍，它的大部分成员也是可以争取的。因此，我们对于那些纪律较坏的杂色武装，仍然本着统一战线的基本精神，耐心地反复地进行说服教育工作。有的杂牌部队为非生事，我们为了维持地方安宁，总是平心静气，以理规劝；有时遇到无理反抗，不得不加以扣留，但是经过一番说服教育之后，仍然送还他们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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