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每到一个村庄，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只要找到粮秣主任，拿出边区政府发的粮票，就可以立刻得到所需要的粮食。部队单独活动的人员也是如此。如果那个村庄支付的粮食超过所存的公粮数，政府再凭这些粮票从其他村庄输入补还。至于公粮的安全问题，也不必担心。敌人的“扫荡”一开始，群众的第一件工作，便是保护公粮，坚壁清野，把公粮藏得严严实实。有史以来，军队的筹粮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句古语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们在抗日战争中，就不需要“粮草先行”，到处都有我们的供给部，这是人民群众的一大创造。
还有伤病员的医疗安置问题，也是战争中间必须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了，长征的时候，一路转战，我们始终没有个落脚的地方，大批的伤病员无处安置，红军是吃尽了苦头的。抗战期间，情况大不相同了，军区和各军分区都有自己的医院，少数零星的伤病员无法送往医院的，距敌较远的村庄就是伤病员的临时医院，有高度觉悟的人民就是最好的护士和卫兵。人民群众象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照顾这些为他们流血受伤的英勇战士，不单为伤病员烧水做饭，有些群众经过简短的训练还能为伤病员包扎换药。伤病员在群众的掩护下，不必担心被敌人发现而遭受危险。
人民群众充分发动的结果，不仅使我们获得了生存的基础，而且还得到了补充和扩大部队的雄厚兵源。
我曾给边区的部队起过这样一个名字，叫做“子弟兵”，这个名字一直叫得很响。为什么要把边区部队称为“子弟兵”呢？当时是这样考虑的：一是从边区部队的任务来讲，它担负着保卫祖国、保卫边区，首先是保卫家乡的任务，这样的称呼，使部队担负的任务和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了；二是从它的组成成分来讲，绝大多数是边区人民的子弟，它同边区人民有着自然的血肉联系和亲缘关系；三是从抗日的统一战线出发，既然是边区人民的“子弟兵”，它就不单纯是吸收某个阶层的子弟，所有愿意抗日的各个阶层的优秀子弟都可以参加；还有一层意思，那时国民党的反共顽固分子总是妄图把我们的部队从根据地挤跑，我们土生土长的人民子弟，扛起枪来保卫家乡是理所当然的，它再想赶跑，当然是办不到的。所以，我觉得子弟兵是个很好的称呼，我们军区创办的报纸，从一九四一年起也改用了《子弟兵》的名称。
晋察冀人民的优秀子弟热烈参军的情形，在抗日战争中一直被传为佳话。有一首歌曲，歌颂了人民踊跃参加子弟兵的盛况，其中有两句是：“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边区人民彻底打破了在旧社会流传多年的“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观念，群众把参加子弟兵看成是极为光荣的事。每逢参军动员的时候，区村干部、共产党员都带领青年成批报名，被批准的青年，要戴大红花，骑高头大马，群众敲锣打鼓放鞭炮，为之送行，那个场面就象过节一样热闹。
由于各地的新战士大都是以县为单位集中的，以地方命名的团、营大批地涌进了子弟兵团。例如，在平山县曾经有过“平山团”，全团战士都是平山人民的子弟。在阜平、灵寿也成立过“阜平营”、“灵寿营”。在望都、唐县、五台、盂县，都曾在该地先行成立过地方的排、连、营、团，然后整队的编入子弟兵的行列。民主战士李公朴先生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来晋察冀边区考察的时候，在他撰写的《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中，曾这样热情地赞颂晋察冀的子弟兵团：“子弟兵是老百姓的儿子，坚决打鬼子的抗日部队的兄弟，是在晋察冀生了根儿的抗日军。”
晋察冀人民认识到子弟兵团是自己的抗日武装，因而热烈地拥护子弟兵团，支持子弟兵团，同时积极地参加子弟兵团。
人民群众充分发动的结果，还为我们的作战和指挥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战场。
那时，军区机关和边区政府的驻地，距敌人的据点不过几十华里，只有步行一天的路程，敌人一个突袭，就可以进入根据地的腹心地区。可是，它平时不敢贸然突进，“扫荡”中又往往扑空。我们在大龙华战斗中缴获的日军文件，就记载着敌一百一十师团师团长桑木崇明的哀叹。桑木说：
“晋察冀的组织是神秘微妙，不可理解的组织，老百姓可以随便用眼色或手势传达八路军要知道的消息，速度比电话还要快。”
的确，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支持，敌人是无法理解的。其实，这里并没有什么“神秘微妙”的东西，就是依靠人民群众，建设一个有利于我军、不利于敌军的游击战场。这种战场建设是一整套的，特别是对敌情的侦察和通信联络方面。
例如，冀西山区架起的“飞线”，是很有传奇性的。过去，我们的电话线是沿大道、平川架设，敌人“扫荡”的时候，经常遭到破坏。一九三九年，我们将所有的电话线避开大道，沿偏僻的山坡、山沟架设，有的干脆从两个高耸的山峰间“飞”过去。敌人在下面走，眼巴巴的看着天上的“飞线”没办法。上山破坏，要爬很高的山路，小股敌人上山，有被我们歼灭的危险；大队人马攀登，问题更大，只得听任“飞线”高挂蓝天。晋察冀根据地架设“飞线”的经验，八路军总部还推广过。这些“飞线”开始时是单路单线，后来架成多路迂回线路，把山区的各个县份连在一起，简直是四通八达，这对及时了解敌情保障作战指挥，起了巨大的作用。我们不愁电线的来源，敌人铁路线两侧的电话线，就是我们架设线路的“大仓库”，随时可以去收割。在接近敌占区的一些村庄，村与村的群众，曾经展开过收割敌人电线的革命竞赛，一夜之间，我们就可以得到成千成万米的电线。
在群众的支持下，我们从根据地到接敌区，还普遍建立了侦察网和警戒线，男女老幼都是我军的耳目。群众在各个山头和村庄之间，设置了各种报告敌情的联络信号，“消息树”就是其中的一种。各村自卫队、儿童团有组织地传递紧急信件，“鸡毛信”的故事，是当时很常见的事。每个村头、路口，抗日的群众还设置监视奸细和坏分子的岗哨，盘查过往行人，没有路条，是不能通过的。一旦发现敌人出动，群众就通过情报网，迅速地从一个村庄传到另一个村庄，从一个山头传到另一个山头，我们电话站的电话员，可以据此将敌情及时地报告到各级领导机关。电话站也组成了一个网，每个站人数不多，十分机动灵活。在反“扫荡”当中，他们严密掌握敌情，甚至在山头上直接观察敌人的行动，用电话把敌情报告给领导机关，使我们能及时向恰当方向转移。等敌人快到跟前的时候，他们赶紧把电话机撤掉隐蔽起来，敌人一走，又把电话架起来，有力地保证了我们对敌情的了解和通信联络的畅通。
平原上的战场建设也是很出色的。由于敌人进攻常使用汽车、装甲车、骑兵等快速部队，平原地形，有利于敌，不利于我。敌人占了城镇，即凭坚固的城墙据守，不利于我军攻取。为了长期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冀中区军民曾发起破路、拆城、改造平原地形的运动。那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就拆城来说，仅一九三八年一月到二月两个来月的时间，冀中腹心地区的二十四座城堡一扫而光。在冀中，还有“行军百里无狗叫”的情形，冀中群众为使夜间活动的部队不被敌人发现，群众自动地把所有的狗都打死了。不是人民群众的充分发动，任何的强迫命令，都无法出现这样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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