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提交给我，要我最后表态，我到筹备处专就这一问题作了发言。我说，我同意黄敬、邓拓同志他们的意见。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和尚和喇嘛也是中国人，他们虽然出了家，但并没有出国。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之中，我们应该和各民族各阶层紧紧的携手，不分彼此，共同抗日。我们不能因为和尚和喇嘛的宗教信仰不同，便把他们排斥在抗日的门外。一切不同信仰，不同民族的人们，应该有坚强的团结。只要谁不甘心当亡国奴，我们就应该团结他共同抗日，不能存有任何歧视的心理。我们要消灭各民族各阶层间的隔阂，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
后来，筹备处统一了意见，一致赞同和尚和喇嘛作为正式代表出席军政民代表大会。当和尚和喇嘛的代表走进大会会场的时候，与会的全体代表热烈鼓掌，还呼了欢迎的口号。和尚和喇嘛们对这一决定很受感动，相当一部分有爱国心的僧侣参加了抗日工作，还有一些年轻的僧人加入了抗日的部队。五台山寺院在全国僧侣界是很有影响的，新华社还为此发出快讯，说五台山的和尚也参加抗敌了，动员的口号是：“我们出了家，但并没有出国。”这一消息在全国僧侣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军政民代表大会开了五天，一月十五日结束。会议通过了统一全区的军事、行政、财政经济、文化教育、民运工作等各种决议案，用民主选举的方法产生了晋察冀边区政府——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推举宋劭文、胡仁奎、刘奠基、张苏、吕正操、孙志远、李杰庸、娄凝先和我共九人为边区政府的委员。宋劭文为主任委员，胡仁奎为副主任委员。
胡仁奎同志在抗战之初是盂县的县长。一九三〇年，我在顺直省委工作的时候，就知道他的名字，他那时也在天津，曾帮助我们做过工作。但当时只知道有胡仁奎这个人，始终没见过面，没想到，在抗日前线却碰到一起了。
刘奠基是阎锡山搞的“山西人民监政会”的秘书长，他属于国民党改组派，在阎锡山那里并不吃香。太原失守前，他来到晋东北，后来留下了，作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参加边区政府的工作。
吕正操同志是冀中人民自卫军的司令员，孙志远同志是人民自卫军政治部主任。
李杰庸和娄凝先是属于山西“牺盟会”方面的。
考虑到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统一战线关系，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的成立，还得到了国民党第二战区的同意，并报国民党中央政府批准。说起这一段，还有一个插曲哩！为成立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由宋劭文出面，连续给阎锡山发了七个电报，阎锡山一直不作答复。胡仁奎对阎锡山的心思摸得比较准，他问宋劭文：“电报是怎么写的？”宋劭文说：“我讲这样做有利于抗日，有利于大局。”胡仁奎摇摇头说：“怪不得，阎锡山不答复，他对这一套不感兴趣，依我看，你得讲对山西有利，可以扩大山西的地盘，扩展到河北和察哈尔去。”宋劭文在重新修改电报时，加上了对山西有利这样的内容，还提到九个委员中山西方面的人就占了多一半。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边区九个委员中有五个与山西有关（宋劭文、胡仁奎、刘奠基、李杰庸、娄凝先）。果然，阎锡山复电很快，表示同意，并说已由他的秘书长电告中央政府行政院，进行备案。过了一段时间，行政院长孔祥熙还派人来到边区，进行联络。为了使抗战工作顺利进行，也只好这样做。边区政府虽然争取到阎锡山的同意，但也不能过分指望他们，大片国土都让他们丢光了，他能给你什么支持？同时，他那个牌子也并不香。要使边区政府真正能起作用，还得靠我们自己努力。
对于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在我们党内，也有人持反对态度。当时负责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的王明，就极力反对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他曾以“长江局”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八路军总部，反对成立边区政府，声称晋察冀这样做会“刺激”国民党，“对全国统一战线工作，将发生不良影响”。这个原来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王明，在民族危亡关头，一下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又跌入了右倾投降主义的泥坑。他的无理态度，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党中央的拒绝和批评。
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成立，是我们党正确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全边区政权系统、政策法令得到了统一。有了政策法令的依据，老百姓就可以照这些去办，社会秩序开始稳定下来。老百姓是信服统一的抗日政府的，有了政府，他们就觉得有了靠山，什么事情，都通过政府来解决。
边区政府成立后，制定和实行了统一的政策。财政方面，由原来合理负担原则下各自筹粮筹款，改为“统筹统支”制度。这个条例是很重要的，不能军队在这里也筹款，在那里也筹款，那就把群众搞乱了，必须实行财政的统筹统支。一九三八年三月，成立了晋察冀边区银行，发行了边币。全边区一切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一律按供给制待遇，大家都过着一样的战时艰苦生活。在农业建设方面，公布了《垦荒暂行条例》，制定了《兴办农田水利暂行办法》。在抗战勤务方面，改善了支差的混乱现象，公布了代雇车骡办法、征用人畜办法，建立了军用代办所管理战争勤务。
在党的领导下，边区军、政、民各方面，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严格的分工。党的领导作用，集中表现在对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上。军、政、民各方面，又各有自己的工作范围。这种党领导下的军、政、民各方面一盘棋的组织结构，就是党的统一领导的表现。就我个人来讲，我虽然兼任边区党、政、军三方面的领导工作，但是，始终注意不去包办代替。有一回，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派联络员到边区来，要求同我商量关于边区政权工作的事情。我虽然是边区政府的委员，但是，政权方面的工作主要由边区政府宋劭文主任负责。所以，当联络员提出要见我的时候，我请他到边区政府同宋劭文主任商量。后来，他们给我转送来两支钢笔，上面还刻着“孔祥熙赠”的字样。
我一直没有在边区政府办公。边区政府由宋劭文和胡仁奎、张苏他们主持，政府的工作，都由他们出面来搞，我不随随便便做什么决定。当然，重大的问题需要大家一起开会商量，我作为边区政府委员之一，当然要发表意见。
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成立，使我们在华北坚持敌后抗战有了一个坚强的依靠。边区数十县的人民，获得了政治上的领导，重新得到政府的关怀和爱护。边区政府成立之后，逐渐结束了各地群众团体、各级“动委会”和“救国会”等机构在过渡时期代替政权的现象，建立了统一的地方政权。它的政治影响，大大超过了边区的界限，使边区政府的政令实施，甚至扩及到敌伪所统治的区域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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