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初创
§受命之后
晋察冀根据地的开创工作，经过一个艰难的过程。初创时期我们面临的形势，是非常困难的。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后，晋察冀地区陷于更加混乱的状态。各县的政权机构，实际上都已瓦解。晋东北地区，除五台、孟县两个县政府，分别在宋劭文和胡仁奎领导之下，仍能执行一些政务外，其他各县政府的人员，都已逃散一空。在这个广大区域中，简直找不到行政负责人，社会秩序极端混乱，散兵流匪乘机作恶，汉奸到处欺骗造谣，人民情绪惶恐不安。那个时候，不少人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几乎没有什么信心了，悲观绝望的情绪相当严重。我们经过市镇，市镇是萧条的；走进县城，县城是空荡荡的。城镇上留下的，多是上了岁数的老年人。许多县城都笼罩着死沉沉的气氛，呈现出兵燹之后的荒凉景象，实在令人心酸。
当时，正是深秋初冬季节，五台山区已经开始飞雪。而我们的许多指战员还没有棉衣，赤脚上穿的还是草鞋。部队的给养问题，使得负责供给工作的同志很是发愁。没有一定的供给来源，常常是顾得了今天，顾不了明天。
在运输和物资动员方面，更是不易筹措。因为一批又一批败退的国民党部队，牵走了大批的驮骡毛驴，驮着家私和女人后逃。据一天的统计，溃军向五台县要的驮骡总数达六七千头。五台县长哀叹：“就是有天大的本领，也是没有办法的。”败退的国民党部队和日本侵略军经过的地方，把当地的物资洗劫一空，给我们部队的行动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要打仗，就免不了有伤亡，而受伤的战士，当时既没有后方医院，又没有充分的医药，连棉花绷带都缺乏。许多伤病员，往往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因而延长了的治愈时间。
那时，我们遇到的另一个困难，就是兵力过于单薄。我深知，在偌大一个地区，留下的兵力不过三千人，为了创造根据地，给予敌人更大的打击，最关键的是必须要有更多的武装力量。然而，这些力量从哪里来呢？除了积极发动群众，没有第二条路。但是，群众武装也不能一下子训练成有坚强战斗力的部队。同时，新成立的队伍，普遍缺乏武器，所搜集到的国民党军队遗弃的武器，也多残破不全。
这就是当时我们面临的困难形势。
如何战胜困难，度过难关，完成开创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呢？受命之初，我首先考虑的是，必须使每个留下来的同志懂得党中央决策的意义，把党中央放手发动群众，组成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图，变为每个指战员的自觉行动。最初，我们住在五台山的庙宇里。尽管山峦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同志们手足冻裂，但是，大家仍然热烈地讨论着这个问题。
当时我对同志们说，所有留下的同志，应该深刻认识在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可能性和艰巨性，只有这样，才能对坚持敌后斗争有必胜的信心。
关于必要性的问题。我对同志们讲，这个地区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它位于平汉、平绥、正太、同蒲四条铁路之间。如果我们在这里成功地创建一块抗日根据地，就会象一把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脏，直接威胁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太原、张家口等敌人的战略要点。创建晋察冀根据地，有着重大和深远的战略意义。它可以拖住敌人，给以致命的打击，成为敌人的心腹之患；它可以打击和摧毁汉奸组织，使丧心病狂的民族败类不能巩固其统治。另外，它也向全世界宣告：中华民族是不可侮的。它不仅今天配合全国军民进行战斗，以箝制日本侵略军的进攻，而且在将来会成为反攻敌人的最前线的有力阵地。我谈到，如果不是八路军出师华北拖住日本侵略军，而象国民党军队那样，一触即溃，让日军长驱直人，敌人就可以轻易地从北平进取武汉。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非常必要的，同志们比较容易地理解了这一点。
最困难的是要解决能不能建成抗日根据地的问题。我对同志们说，摆在面前的困难是巨大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组织人民武装自己，就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在具体行动方面，我们要在靠近铁路、公路的地方，先开展工作，也就是北向平绥路，东向平汉路，南向正太路沿线发展。对刚收复的涞源、蔚县、繁峙、广灵、灵丘、曲阳、完县、唐县等地，更要积极宣传抗日，组织群众，做好抗击日本侵略军来犯的准备。所到之处，要积极收集散在民间的武器弹药，按政策筹集粮饷，以利独立自主地坚持敌后长期抗战。在作战方法上，要善于多打小胜仗，积小胜为大胜，一般不能和日军硬打硬拚。日军侵占一个地方后，我们不能正面进攻它，但可以扰乱它，它总要出来活动吧，我们可以伏击它，打它个措手不及。
我还对同志们强调说，创造根据地，绝不能单从地形上看问题。晋察冀边界地区虽然大山连绵，地形险峻，这是创建根据地的一个条件，但这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决定性的因素是人民群众。所以，在最初举行的几次干部会上，我反复说明，创建根据地的可能性，就在于人民群众支持我们。我对同志们讲，在晋察冀地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比我们在内战时期建立根据地有更为有利的条件。战争的性质变了，社会基础要比那时广泛得多。只要不是汉奸，谁也不愿做亡国奴，我们高高举起抗日这面大旗，人民群众就会踊跃地聚拢在这面大旗之下。当然喽，能不能获得群众的广泛支持，还取决于我们执行一套什么样的政策。战争性质变了，社会基础变了，我们的政策也必须随之发生较大的变化。第一步，首先是要在各地贯彻统一战线、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政策，群众就一定能够发动起来。所以，如果我们只从兵力和装备上看问题，就看不出前途来。敌人经过多年的准备，来势汹汹，枪多弹足，这一点，它占着绝对的优势。我们被隔绝在敌后，人少弹缺，不能与之相比。但从全面看，我们比敌人强，而且会越来越强。
同志们有了这样的认识，对创建根据地的可能性问题也就基本上解决了。
中央决定我留在晋察冀，一开始，在执行政策问题上，我就注意到接受内战时期“左”倾错误的教训，尽量把一切愿意抗日的人们最广泛地团结起来。只要你赞同抗日，支持抗日，我们就团结，就欢迎。由于我们执行了中央的正确政策，所以到后来，不论我们走到那个地方，都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与拥护。抗日战争期间，我住在冀西山区的时候，经常一个人只带一个警卫员，从这里到那里，安全得很。在创建抗日根据地问题上，晋察冀地区建党比较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许多地方曾经举行过农民起义，革命的火种一直没有熄灭，这些，也是有利条件。
在被隔绝的敌后建立一个抗战的堡垒，我对面临的困难是有足够估计的。太原失守后，黄敬、邓拓这些年轻同志来到五台山区的时候，我同他们谈了很长时间。我说，欢迎你们来，但是，你们必须准备吃苦，准备长期地、艰苦地进行游击战争。因为我们是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四面八方极为便利的交通条件，必然会被敌人所利用。我们搅得敌人不得安宁，敌人也决不会放过我们，要准备在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这就是我所说的，在晋察冀地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艰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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