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自己的一种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因此，就要分散兵力，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他指出，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能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他又指出，目前应以全力布置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的游击战争，而重点在五台山脉。整个华北工作，应该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运、统一战线等等，都应环绕于游击战争。河北党应全力发展游击战争，借着红军抗战的声势，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地但是有计划地组成游击队，以备在敌人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
看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些电报后不久，就接到党中央决定我留在五台山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命令。受命之际，读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些电报，感到很重要，很亲切，特别是对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坚持长期抗战的思想，更为很明确了，同时也觉得，他的这些电报，对洛川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唯恐在行动中由于思想不统一而出现偏差。
平型关战斗结束之后，八路军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行动，就是侧击南下忻口和太原的日军。
忻口会战，是十月中旬开始的，由卫立煌的部队在那里抵挡了一阵。平型关的胜利，使日军不敢贸然而进，也使慌乱败退的国民党军队得到收容的机会，这才有了准备忻口会战的可能。忻口那个地方，国民党军队大概有两个多军的兵力，总的归卫立煌指挥。那个时候，五台这边的电话线与忻口、太原的电话线联在一起。在不意之中，我还和卫立煌通了电话。说起来怪有趣的，卫立煌本来要同国民党前线某将领通话，可能电话接得不好，竟要到我这里。我拿起电话来，听了听，是卫立煌在要某将领，就放下了。刚放下，电话铃又响了，还是卫立煌要的。我问他那边情况怎样，他说，很紧急！正找某将领。他也问了我们这边的情况，我简单地说了一下。不一会，就听到某将领在那里讲，不行啊！伤亡很重，快没人啦，枪支弹药也供不上。卫立煌说，你身上不是还有一支枪吗！枪不够，我身上还有一支！忻口的抵抗，卫立煌的态度比较坚决，某将领有些动摇，不管怎么样，总算在那里抵挡了一阵。
八路军为了配合忻口会战，同时派出了几支部队深入日军侧后袭击敌人。
忻口会战最紧张的时候，一二九师陈锡联同志任团长的七六九团，在山西代县看到日军的飞机从早到晚飞来飞去，轰炸国民党军队的阵地。经侦察，在阳明堡发现了敌人的飞机场，就在夜间派出一个营的兵力进行夜袭，把敌人的二十四架飞机全部摧毁了。火烧阳明堡机场的消息报告八路军总部后，总部转告了第二战区。开始，他们还不相信，觉得八路军武器那样差，还能毁掉日军那么多飞机？但是，第二天飞机没去轰炸，第三天也没去，由太原方面派出的侦察机证实日军飞机确实被烧光了，他们这才相信。
一一五师这边，独立团和骑兵营积极活动于涞源、灵丘、广灵、蔚县、易县、浑源、阳原和阜平、曲阳、行唐等地，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
还在我们进行平型关战斗的时候，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同志就率政治部机关，翻过山西和河北交界的长城岭，东进阜平县城，到冀西山区发动和组织群众。当时，国民党部队朱怀冰的一个师还驻在阜平城东的王快镇。平型关战斗结束之后，北方局派王平同志赴阜平山区组织人民武装。十月中旬，平汉线上的日军侵占了石家庄，朱怀冰连夜逃往山西。一一五师骑兵营打开了曲阳城，打垮了进占曲阳的日军一个中队，捣毁了日军在曲阳建立的兵站。敌军原计划跟着朱怀冰撤退的道路，开辟阜平、龙泉关、五台这条路，直插太原。我们把它的兵站搞掉了，它看到这条路不安全，又不能走汽车，就放弃了这一企图。这样，从五台到阜平一线，就由我们控制了起来。罗荣桓同志后来对我说，敌人兵站储存的物资，帮了他们的大忙。他们没有粮食吃，就从捣毁的兵站里捡饼干和罐头，那些东西制作得很好，饼干很脆，一点也不潮，袋子里还装着小糖块，罐头密封得很严实，保存多年也不易变质。可见，日本帝国主义为发动侵华战争，是做了长期周密准备的。
配合友军作战，侧击南下的日本侵略军，还包括一二〇师开辟雁北的游击战争，一二九师和一一五师驰援娘子关的行动。这些活动，有力地迟滞了敌军的前进，才使得同蒲路北段的国民党军队，得以安全撤退。
十月二十六日，正太路要隘娘子关失守，山西抗战形势急转直下，十一月二日忻口失守，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中央指出，至此，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告结束，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转入主导地位。在新的形势下，华北我军分为四大块，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一一五师主力由晋东南转往吕梁山，开辟晋西地区；一二〇师开辟晋西北地区；一二九师开辟晋东南地区；我率一一五师一部开辟五台山周围的晋东北地区。一一五师从此就分开活动了。
其实，从十月下旬驰援娘子关开始，一一五师就分为两部分了。“分家”的工作很简单，只是确定一下谁跟主力转移去新的地区，谁留下来。这一工作是由罗荣桓同志负责的。我对他说，你来分好，你公平，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几个部门都由你来决定。哪些人走，哪些人留下来，你有决定权，我不争一个人。罗荣桓同志对我非常支持，他亲自挑选了一些人，留下的同志虽然人数不多，但很得力。司令部留下了李廷赞、刘彬、黄鹏、刘显宜等同志；政治部留下了舒同、王宗槐、潘自力、余广文、罗文坊等同志；供给部和卫生部留下了查国祯、叶青山、姜齐贤等同志。我对这些同志说，由你们先把各部的架子撑起来。“分家”的时候，总部还没走，我到总部去了一趟，左权同志把总部的副官长唐延杰同志推荐给我。他说，把唐延杰调给你当参谋长好不好？我说，好吧，反正我没有人，来一个多一个。
唐延杰同志我早就认识，他原来是安源煤矿的工人，北伐军打进武昌之后，他拿着湖南省委书记夏曦的信来找我分配工作，我介绍他到叶挺的独立团当兵。红军到达陕北的时候，他在红二十八军当参谋长。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他在总部任作战处长，以后又任副官长。唐延杰同我讲，他胜任不了参谋长的职务。我说，你当过军参谋长，怎么干不了？先干起来再说。现在就我们几个人，我还独挡几面呢！当时留下的部队，有师独立团、骑兵营，师教导队的两个队。还有总部特务团的一个营部带两个连，以及团部的政治处、供给处，肖文玖同志就是随这部分部队留下的。他们由赵尔陆同志负责，在山西、河北交界地区活动。此外，还包括三四三旅派往平山、井陉、平定地区的工作团，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派往平山、盂县地区的工作团，六八五团的一个连和孙毅同志带的随营学校，随营学校底下还有些干部。加在一起，总共约三千人，这就是日后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全部基础。这些干部战士来自不同的单位，可以说是“五湖四海”。
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地区开展工作，这点力量是很单薄的，特别是缺乏干部。刚分家的时候，机关的同志开玩笑说，要问司令部人有多少，一盆菜就够吃了，一条炕就够睡了。确实如此，司令部就那么几个人，政治部、供给部也只有几个人，一个部门有一条炕就可以挤下。留下的部队和干部虽然数量不多，但都是红军时期的骨干。我鼓励大家，我们人少，可以慢慢扩大嘛！到后来，部队发展得很快，老一点的战士兵、警卫员、勤务员，许多人成了连长或指导员。
分家以后，一一五师主力南下汾河流域和晋南，我和留下的部队隔绝在敌后，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始部署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开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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