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战平型关
九月中旬，日本侵略军兵分三路在华北展开全面进攻。一路以一个半师团的兵力沿津浦路向南进犯；第二路以一个师团的兵力沿平汉路向南进犯；第三路以三个师团的兵力沿平绥路东段、同蒲路北段向南进犯。第三路是日军的主攻方向，又分为左右两翼：右翼一个派遣兵团和两个独立混成旅团占领大同后，准备出山阴进犯雁门关；左翼第五师团集结怀来，宣化，分两路西进，一路经蔚县、广灵前进，一路经怀安、阳原向浑源进击，企图突破平型关与大同之敌会师雁门关。这两路日军总的企图是，由晋北打开通路，攻占太原，以大迂回的动作，迫使国民党的军队撤退，达到不战而占领华北五省的目的。阎锡山感到日军此举威胁到山西的腹心地区，侵犯他的根本利益，因此多次要求我军尽快向灵丘方向开进，配合他阻滞日军的攻势。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我军紧急开赴晋东北前线。
我们在原平没有停留多长时间，因为前边的情况很紧急。国民党军队那种不战而退的恐慌情绪，实在使我担心，说不定，他们很快就会从晋东北全部败退下来。况且林彪已经到前边看地形去了，我必须赶紧带着部队开上去。
我率师司令部和三四四旅绕向五台山的山间小路前进，没走代县、繁峙比较顺的那条大路。因为那条路上国民党败退的军队一帮接着一帮，堵塞着道路。我还担心他们大量散布的失败主义情绪，会影响到部队的士气。为了摆脱这些溃兵对部队情绪的影响，因此，我决定避开他们。
祖国的大好河山即将沦入敌手，一路所见，令人心寒。群众情绪惶恐，村庄冷冷清清，想从村里找一个向导，或是找人打听前边的情况，都非常困难。
我们先经过五台，又沿着崎岖的山路穿过龙泉关，从阜平北面的丁家庄插到了平型关东南的上寨镇。
我记得，到达上寨的时间是九月二十三日。在这里，我同林彪会合了。这时，灵丘城已经失守，国民党军队的一帮溃兵跑到上寨砸老百姓的店铺，被我们的战士轰跑了。我见到林彪以后，告诉他部队都带上来了，问他前边的情况怎么样。他说，敌人的大队人马正向平型关方向运动，这里的地形不错，可以打一仗。他摊开地图，同几位参谋一起，把平型关周围的地形和初步的作战设想介绍了一下，问我的看法。我表示，可以在这里打一仗，居高临下伏击敌人，这是很便宜的事。我说，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要考虑怎样打得好，这是我们同日本侵略军的第一次交锋，全国人民都看着我们，这个仗必须打好，打出八路军的威风来，给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来一个振奋！
在平型关打一个大仗的计划，就这样定下来了。当时，这样的作战计划，前线指挥员有权根据情况决定。好打就打，只要事后报告一下就行了。事实上，事先请示也不可能，军委和总部不十分清楚前线的具体情况，敌军怎么样？地形怎么样？特别是进行游击战争，上午打了，下午就有可能要离开，事事请示，就会贻误战机。至于同阎锡山第二战区方面的关系，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八路军进入山西以后，部队的行动和作战，用不着直接向阎锡山打招呼，他有什么想法，可以在太原同恩来同志讲或是通过八路军总部转达。
为了打好平型关这一仗，我们在上寨召集全师干部举行动员会议，说明当时情况，我们胜利的条件和作战应该注意之点。
进犯平型关的日军，属于敌板垣第五师团。板垣本人在中国呆了很久，他的全名叫板垣征四郎，是个有名的“中国通”。他早在一九二九年就在关东军任参谋，当时是大佐军衔。“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在东北组织伪满洲国，就是由他代表关东军同溥仪谈判的。由于组织傀儡政府有功，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爆发的时候，他已经升任中将师团长了。板垣师团武士道精神很强，在日军里面有些名气。板垣所以选择平型关作为迂回的路线，因为他清楚这里是山西和河北交界的地方，是个比较薄弱的环节。他自带队进攻华北以来，遇到的都是不战自退的国民党军队，气焰骄纵得很。他有个错误的估计，以为我军不可能这样快东渡黄河，根本没有估计到在他眼皮底下会有一支严阵以待的八路军队伍。对于敌军的这些情况，当时我们还不甚清楚，敌军的番号和进攻意图，是平型关战斗之后，从缴获的战利品和作战地图上了解到的。
在干部会上，我简要地介绍了日军由灵丘西进的情况。同志们情绪非常热烈，摩拳擦掌，准备打一个大胜仗。我军的战斗部署是：独立团和骑兵营插到灵丘与涞源之间和灵丘与广灵之间，截断敌人交通线，阻止敌人增援；以三四三旅两个团为主攻，三四四旅一个团到平型关北面断敌退路，一个团作师的预备队。攻击部队全部在平型关东侧山地设伏，准备给敌以猛烈打击。林彪讲完兵力部署后，我在讲话中强调了为什么要打这一仗，为什么必须打好这一仗，并向各级党的组织提出了要求。会议一结束，师的主力就连夜赶往距平型关三十余里的冉庄待命。
我抓紧这个空隙，到前边察看了这一带的地形。平型关确实是一个伏击敌人的理想地域。从平型关山口至灵丘县东河南镇，是一条由东北向西南伸展的狭窄沟道，地势最险要的是沟道中段，长约十多里，沟深数十丈不等，沟底通道仅能通过一辆汽车，能错车的地方极少，而南北沟岸却是比较平坦的山地，我们的部队正好埋伏于此。
二十四日，在断断续续的炮声中，前沿部队报告，敌人有于翌日大举进攻的可能。傍晚，师部又收到了阎锡山部队送来的一份“出击计划”，说他们担任正面防御和堵截。我和林彪在马灯下，摊开军用地图，把各方面汇集的情况又作了一番详细的研究，随后用电话下达了出击的命令：三四三旅本晚二十四时出发进入白崖台一线埋伏阵地，三四四旅随后开进。
白崖台一线，距敌预计经过的汽车路仅二三里地。那天夜里，天下起了倾盆大雨。干部战士们既无雨衣，又缺御寒的服装，只得任凭秋雨湿透征衣，沿着崎岖的山沟向前行进。最糟糕的是山洪暴发了，湍急的山洪咆哮着，盖住了哗哗的雨声。大家只得把枪和子弹挂在脖子上，手拉手结成“缆索”，或者拽着马尾巴从激流中（足尚）过去。师里虽然有工兵营，也能架桥，但是，水势凶猛，大雨滂沱，短期内难于成功。徐海东同志的三四四旅走在后边，闯过去了一个多团，另一部分被越来越险恶的山洪拦住了。我看到有的战士急干过去被洪水冲走了，就同林彪商量，这个旅过来的一部分作预备队，没有过来的不再强渡，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林彪同意了这个意见。所以，平型关伏击只使用了由杨得志、陈正湘同志率领的六八五团和由李天佑、杨勇同志率领的六八六团。独立团和骑兵营已于二十三日分别向平型关东北和以东开进，二十四日，独立团在灵丘与涞源之间的腰站，同日军打了一个遭遇战，毙敌三百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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