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下旬，西征进入第二战役，一军团受领的任务是进入陇东的靖远、海原县境。部队继续西进，一路是很苦的。这一带十分荒凉。炎夏行军，到处一片黄土，有时走几十里地，头上赤阳曝晒，脚下热沙灼烤，想找几棵树体息都很难。晚上行军本来比较舒适，可是这地方昼夜温差很大。到了夜间气候太冷，部队有时不得不拣牛粪燃篝火防寒。尤其是好些地方都是苦水区，给部队造成很大困难。有些地方要到十几里以外去驮水吃，有些地区地势太高，根本没有水源，要靠冬天窖下的雪水和雨季的积水维持生活。很多地方看着河水很清，但不能吃，是苦的。吃苦水，连牲口也要拉稀。吃窖水也很不清洁，有时发现其中有人畜粪便没有清除，但没有办法啊，只能吃那个水。
部队前进到宁夏的固原、海原一带，我们有意识地不过早地接近西兰公路，就地整训，筹粮筹款，做群众工作，不过早地惊动敌人。
这时期，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已经提到重要工作日程。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几次下达政治工作指示，讲得很明确：“开展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是我们西征中的战斗任务之一，是和我们消灭敌人战斗任务一样重要。”所以一军团无论是做群众工作、白军工作、回民工作，都是贯彻抗日统一战线精神。对于没有民愤的小地主，一般商人，和东征时一样，执行比较宽大的政策。为了防止滥打土豪，规定除单独行动的连队外，一般连队均无打土豪之权，一律由政治机关协同地方政权统一办理。要防止错没收，如果没有调查清楚，宁可少没收一家。也可将没收改为募捐抗日经费的方式。在回民工作中，明确提出反对大汉族主义，承认回民的民族自决权，凡是红军协助组织起来的回民革命政权，承认它是区乡县的自治政府。对尊重回民风俗习惯，又作了更严格的规定。工作做得比过去更细了，团结的基础更扩大了。
这个时期最突出的是对白军的统一战线工作。野战军政治部要求我们做到，“使每个指战员深刻的认识：要争取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不仅仅是依靠红军打天下，而且要争取白军到我们这边来。”在这方面，一军团各级政治机关做了大量的工作。马鸿宾本来是我们西征的主要作战对象，我们在第一个战役中就把他的主力消灭了。但是我们仍然是一面作战，一面争取他们。曲子镇的战斗，不只是打的军事仗，也打了政治仗。曲子镇战斗之所以能取得胜利，一方面是改进了战术，另一方面也是在战场上开展政治攻势取得的成果。我们攻进去以后，敌人退守西北一隅顽抗，我们进行战场喊话，晓以民族大义，要他们不要把枪口对着红军，和我们一致抗日，残敌终于全部放下武器。这次战斗不仅捉住了敌第一〇五旅冶旅长，该旅姓杨的副旅长也成了我们的俘虏，不过他混在伤俘中一起被我们释放了。
其实，他若不这样，我们也会释放他的。冶旅长这次腿部负伤，我们派医生给他治疗；他的小老婆藏在浅水井中，被我们打水的伙夫发现，捞上来以后，她两手戴满了金戒指，也无人摘她的。最后将他俩一起放走了。第一次战役的俘虏兵，除自愿参加红军的以外，都经过抗日统一战线的教育，当兵的发三五元，当官的发十元，都放走了。还给马鸿宾和其他几个旅长写了争取信，托他们带回去。对其他马家骑兵也都极力争取。那时，邓宝珊的新一军驻榆中、定西、静宁、靖远一带，我们也很注意争取。我们曾数次派遣俘虏和与邓部有关系的军官，给邓部带信去。信是署政治部的名义，重要的对象则由我署名。在曲子俘虏了一名在邓部工作过的参谋，我们送到野战军司令部去了，后被派去与邓接洽。
西北军是我们进行抗日统一战线的重点之一，当时的口号是“杨虎城不打红军，红军不打杨虎城”。不过，这次西征没有遇到杨虎城的部队。对东北军则是我们工作重点的重点，以政治争取为主。在六盘山附近，我们和东北军何柱国的骑兵第一师和骑兵第六师接过火，消灭过他们的几个骑兵连。不过打是为了争取，我们几次把俘获的人员和缴获的马匹都给他们送回去了。我们对骑兵第六师进行的工作是很成功的。多次对他们进行战场喊话，半夜到他们营地附近唱《松花江上》等救亡歌曲，甚至发展到战场联欢，与他们暗中签订停战协定。这都推动了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我们确实下了功夫。在北京卫戍区当过副司令的李钟奇同志，就是西征时起义过来的。他当时任东北军骑兵连长，起义过来后在一军团骑兵团当参谋长。我们还俘虏过东北军的一个骑兵团长，经过教育，当时就放了回去，但这件事被胡宗南知道了，逼着张学良把这个骑兵团长枪毙了。
七月底，一军团集结在陇东的预旺堡。这一带饮水烧柴都很困难，所谓集结，其实都离得很远。军团部在预旺堡，二师集结在预旺堡及其以西地区，一师在预旺堡以南九十里之梨花嘴，四师则在预旺堡东南八十里之毛井。八月一日，各师动员整训，准备迎接将要到来的更加艰巨的任务。二日召开团以上干部会，总结西征以来完成任务的情况和经验教训，布置开展革命大竞赛，预定在纪念“九一八”时全军团大检阅。
预旺堡整训期间，在我记忆中还有两件可记的插曲。
第一件是，美国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在黄华同志陪同下，到了预旺堡，斯诺在采访时，给一军团照了好些照片。又有不少人请马海德同志看病。部队头一次见到美国友人，大家是很热情的。
第二件是我的妻子张瑞华同志辗转前来看我了。她来时，我还在前线，左权同志派人把我叫回预旺堡。张瑞华经组织安排，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由上海经天津、陕西澄城、西安辗转到达当时的中央所在地保安（今志丹）。一到保安，组织上就安排她到预旺堡一军团军团部来看望我。在这极其艰苦的岁月里，我们阔别了五年之久。听她讲述别后的情况，我才知道我们离开上海后，坚持上海地下工作的同志，经历了更加残酷的斗争，许多同志被捕，受尽酷刑，有的坐牢，有的英勇牺牲。使我对战斗在白区的战友充满了怀念和崇敬之情。
当时因军情紧迫，战斗频繁，张瑞华在预旺堡住了两天就回保安去了。七月份，中央与四方面军又取得了联系，知道他们与二方面军一起正在经巴西等地向岷县方向北上。但中间张国焘又一再动摇，开始想经临夏在兰州以西渡过黄河，然后去新疆，以取得苏联援助，以后经中央一再劝说，和其他同志的斗争、帮助，他才确定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
八月底，我们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由预旺堡、同心城、黑城镇地区出发南下，以策应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一军团由我带领一师直插静宁、隆德地区。那时一师师长是陈赓，政委是杨勇。我们经过几天急行军，向西兰公路逼近。九月十八日，我第一团占领静宁县的界石铺。十月一日，友邻独立支队第七团的骑兵出敌不意攻克了会宁城，随后我一、二两个师配合十五军团七十三师又在城外击溃了前来增援的敌军两个团。五日，四方面军的三十一军占领通渭城。这就为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城会师创造了条件。
十月八日，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到达界石铺。九日，朱德同志率领总司令部到达会宁，十日，一、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就在会宁举行了热烈的联欢会，大家都很高兴。二方面军也于十九日由贺龙、任弼时同志率领相继到达。一军团一师一团的部队参加了在会宁文庙前举行的庆祝大会，会上宣读了中央发来的贺电。欢呼声响遍会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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