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完直罗镇以后，林彪情绪高一些了，话也略多一些了。但是他对中央的路线终归是不满意的，他平时又是一个不爱讲话的人，和他共事，推心置腹地交换一些意见，有时感到困难。往好处想他，这个人似乎很深沉，往坏处想他，又觉得他很阴沉而又有些鹰鸷。我们初到陕北，看到陕北一些荒凉衰败景象，一般稍有头脑的同志，都能理解这是统治阶级多年残酷统治压迫剥削的结果，同时也是多年战争来回拉锯造成的必然景象。只要路线纠正了，加强建设，根据地是可以逐渐恢复过来的。可是林彪见了很悲观。他不止一次地流露，要带一些部队去陕南打游击。
十二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以前，曾征求军团领导干部对战略问题的意见。林彪在信中就正式向中央提出，要到陕南去打游击，说这比在陕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更重要，而且要求把红军主要干部调出，由他带领到陕南打游击。这封信当即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批评，认为他同中央有分歧，要他改变主意，但他仍不死心。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他还在一封电报中和中央软磨，说“我还在期待中央批准我打游击战争。”我劝他说：我们只有这样一点部队，只保存这么一点骨干，你能带多少去呢？你带多了我们这里能维持下去吗？我们这个根据地能不能巩固呢？我说，你不要看到目前这几个破窑洞，它终归是个根据地，是我们的落脚点。我们不是经过两万五千里才找到了这几个破窑洞吗！你去陕南，搞不好，连破窑洞也找不到。你别以为陕南四方面军曾经从那里经过，打过游击战，条件会好，我看综合各方面条件来看，不见得一定会强过陕北。对我的劝说，他根本听不进去，以后态度一直比较消沉。
※第九章 在陕北
§东征
直罗镇战斗以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被我们粉碎了。顿时间，阎锡山的队伍不敢来了，张学良的队伍也不敢来了。相反地，张学良和东北军的许多部队有些动摇，我们俘虏的那些团长以下的军官和士兵放回去以后，首先在宣传上起了很大的作用，至少使广大的流亡关内的东北军，知道红军是个什么样的队伍，这个队伍执行的是什么样的政策，知道红军是主张抗日的，是压根儿不愿打内战的，对东北军的处境是很同情的，我们在东北军中的党组织，在它的上、下层各类人员中都做了很多工作。西北军中也一样，和我们早就有关系。当然最根本的，是红军有战斗力，足以粉碎任何进攻。他们知道了这一点，所以不敢来了。同时，这时候陕北党组织的错误路线由于中央的到来，毛泽东同志向他们做了艰苦的工作，已得到了初步纠正。刘志丹同志等已从冤狱中释放出来了。陕北根据地呈现了稳定的局面。
陕北根据地面积不算小，可是的确太“穷”。人口有限，出产不丰。即使陕北群众都踊跃交公粮，能养活得起这么多部队吗？再说，我们也不能都蹲在陕北吃老米呀！得向外发展，波浪式地向外发展呀！要抗日，要革命，队伍总得有个前进阵地和供给粮草的后方呀！那个时候的陕北，向北没有地方去，是沙漠地带。向西也是沙漠的边边，是回族聚居区，没有多少人口，而且蒋介石嫡系部队正纷纷向这个地区集中。向南也没有地方好去，西安是国民党在西北的大本营。只有向东——一切找阎锡山要去！如果在山西有了立脚点，再向东进打日本就好办了。向东就是河北省。河北阜平一带有过暴动，总不至于没有留下一点工作基础吧，何况平津一带又不断掀起学生抗日爱国高潮，我们向东去是可以互相策应、互相配合的。
一九三六年一月三十一日，军委在延长开会研究战略方针，我和林彪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关于战略方针问题，在党内领导层中早就有所争论。争论的焦点归结起来讲，就是如何处理好巩固与发展的关系。有人讲，目前我们刚到陕北，刚立住脚，是巩固一段时间再往前发展呢，还是马上去发展呢？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在发展中也可以巩固。至于向什么方向发展，瓦窑堡会议之前，许多同志提出过不同的建议。有的主张往西，向宁夏发展，有的主张往北，向内蒙发展，以便背靠苏联，也有的要先往南，打击东北军、西北军的力量，以求巩固陕北根据地。前面说了，林彪的意见是要到陕南去打游击。瓦窑堡政治局会议十二月二十三日通过了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了“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的方针，红军作战的主要目标应该是汉奸卖国贼的军队，并注意要大力扩大红军。一方面军要把军事行动放在“打通抗日路线”“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项任务之上。
具体步骤是把红军行动与根据地发展的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与北边的绥远等省去。这个决议发布后，多数同志同意战略方向向东，但有的同志仍怕红军主力东进后，陕北根据地可能丧失。有的同志则提出了所谓张学良抗日不反蒋，阎锡山反蒋不抗日，我们的主要敌人是蒋介石，因此我们仍应南下，或者东进只作佯攻，目的是吸引阎锡山在陕北的四个旅回援山西，在运动中消灭它。李德则在所谓《对战略的意见书》中，诬蔑毛泽东同志东进是想要挑起苏日战争。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延长会议上反复说明阎锡山与日寇正勾勾搭搭，东征讨间无论政治上军事上都对我们有利，我们执行的是“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希望通过东征能建立一块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连接，在山西“筹款”、“扩红”，以解决陕北根据地“太穷”的问题。经毛泽东同志说明，大家原则上都同意东征，但仍然担心黄河天险，渡过去后有没有回不来的可能。于是毛泽东同志又作了补充，就是一定要保证黄河各渡口在我手中，使我们进退有据。参加会议的同志最后同意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执行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向东求发展，当然也不是很容易的。阎锡山是山西的土皇帝，他从清朝末年在山西当都督到民国当省主席和绥靖主任，统治山西几十年，他有他的社会基础。阎锡山当时有部队八万人，有自己的兵工厂。他一听说红军到了陕北，他就沿黄河东岸十多个县，构筑了高碉暗堡，在山西普遍推行间甲制度。这都会给我们红军东渡造成很大困难。当然，既然决定东征，我们也是作了充分准备的。
一九三六年一月中旬，一军团先遣军在陕北延长县临镇一带休整待命，并不断地开展练兵。移防到哪里，练兵练到哪里。从政治思想，到战术技术，直到组织编制，都在进行整顿。
一月二十八日，一军团在临镇举行东征誓师大会。这时的一军团，已恢复了三个师的建制。即二师（师长刘亚楼同志，政委肖华同志），四师（师长彭雪枫同志，政委张爱萍同志），此外，又恢复了一师的建制。一师由陈赓同志任师长，杨成武同志任政委。战斗力显然又加强了。
整个东征军命名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由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亲自指挥，野战司令员彭德怀同志协助。开始，兵分两路。彭德怀率一军团为左路军。徐海东的第十五军团和刘志丹的第二十八军为右路军。两路军都厉兵秣马，准备打过黄河去。厉兵秣马，自然是指的起码的准备工作，包括渡河演习等等。更重要的是政策思想准备。中央这时，从毛泽东同志来说，已进一步肯定过去中央根据地后期的许多政策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产物。我们这次进入山西，再不能象在中央根据地后期那样搞法了。这次东征，中央根据十二月二十五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所制订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对俘虏、商人、富农、小地主的政策，都有些新的精神，新的规定。比中央根据地后期宽多了。创建根据地，政策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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