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又翻越了几座比夹金山还要高得多的大雪山，由于部队有了经验，都学会个腾起一点身子，放平两只脚，轻轻地从雪上走过，陷到雪里去的很少，没有象夹金山牺牲那样多人。两河口会议以后，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以消灭胡宗南的主力。当时得知在松潘附近有胡宗南的共十六个团。为了打松潘，我军编成左、中、右三路军：左路军由一、三、五、九军团组成，由林彪和我同彭德怀、杨尚昆同志统一指挥；中路军由徐向前同志指挥；右路军由陈昌浩同志指挥；分头向北，继续前进。
因为这一带人烟稀少，又是少数民族地区，部队严重缺粮，我们几乎天天为粮饭发愁。这种情况，完全证实了中央一开始的正确判断。到了黑水、芦花一带，部队要四处筹粮运粮。这一带有很多大喇嘛寺。刷经寺是其中最大的。寺里大喇嘛都很阔气，连许多家具都是从上海运来的，藏粮很多，但是不能随便取用，部队到处筹粮，有些藏民又误信敌人宣传，把粮食埋藏起来了，人也跑光了。部队有时不得不起用了藏民的粮食，只得留下几块光洋，写个条子，表示歉意。
当时为了掌握政策，团以上都有筹粮委员会，统一筹粮，统一分配。对于收割藏民地里的青稞，总政治部有个严格规定：一、各部队只有在用其他办法不能得到粮食的时候，才许派人到藏民田中去收割已经成熟的麦子。二、收割麦子时，首先收割土司头人等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去收割普通藏民的麦子。三、收割普通藏民的麦子，必须将所收数量，为什么收割麦子的原因等，照总政所发的条子，用墨笔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藏民回来可以拿这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价钱。这实在是不得已的办法，因为红军要生存呀！
在饥饿中，能吃到一点正经粮食就不错了。蔬菜简直谈不上，能吃到一点豌豆苗那就美极了。我还记得有这么一件事，警卫员弄来一些从一面破鼓上剪下来的牛皮煮着吃，还开玩笑说，颇有点象海参的味道哩！
那时我们一军团是前卫，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临时归我们指挥。前面，毛儿盖驻有胡宗南的一个营，七月十六日我三十军和二师四团将那个营击溃了，占领了毛儿盖。敌人临逃离毛儿盖时还放火烧了房子。部队到了毛儿盖，缺粮情况才比较缓和了。因为毛儿盖周围，是个农牧区，土地肥沃，青稞比较多，蚕豆长得很高，藏民养的牛羊也不少。当然，对当时那么多部队来说，仍然是只能救一时之急。
中央曾利用在毛儿盖休息的时机，于八月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讨论了当时面临的形势与任务，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要求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兄弟团结，重申了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既定方针，反对南下逃跑及各种右倾、动摇。特别指出，由于一、四方面军的会合，我们的战斗力比以前更大了更集中了。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势力最薄弱的地区，一、四方面军在西北部的活动，将给中国革命和红军发展以及创造西北根据地造成有利条件。会上，中央和张国焘斗争很激烈。张国焘企图挑拨一、四方面军之间和一方面军内部各兄弟部队的团结，中央对他的许多谬论都-一给予了驳斥。
另外，还召开了一个沙窝会议。那时四方面军的十一师，政委是陈锡联同志，驻在沙窝，是在十一师司令部开的。张国焘要补选中央委员，改组中央。毛泽东同志和他作了坚决斗争。我们那时随部队到另一个地方执行任务去了，没有参加。恩来同志也没有能参加，因为他肝病犯了，曾经把“戴胡子”医生调去护理他。听说毛泽东同志对张国焘说：“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意思是向中央要权。
毛儿盖会议鉴于胡宗南兵力已经在松潘附近集中，毛儿盖附近全是藏民，对我们不了解，特别是粮食困难问题，虽有缓和，仍未解决，因而决定放弃松潘战役计划，不打松潘，只作为箝制方向。全军改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即北上甘肃南部，在夏河至洮排河流域建立新的根据地；为此，决定一、四方面军分别向毛儿盖和卓克基两地逐渐集中，组织左右路军。右路军由徐向前和陈昌浩同志指挥，由一方面军的一军团、三军团、——这时一度改称一军和三军，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及军委纵队一部和新成立的红军大学组成。左路军由朱总司令指挥，实际上是由当时已升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指挥，由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及军委纵队的一部组成。失分两路北上，右路军以班佑为目标，左路以阿坝为目标，然后在巴西会合。
右路军组成后，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晚饭，吃了很多胡豆。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吃完了晚饭还没有天黑，陈昌浩说，“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他问我，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样？我说，遵义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已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他们认为，林彪已经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
谈话时徐向前同志也在场，但他在一边，在地图上划标号，正在计划作战方面的事，他没有作声。就是陈昌浩一个人在那里高谈阔论。谈到晚上十点钟了，我说，昌浩同志，我要回去了，明天还要行军。他才说，好吧，你走吧。我就带了两个警卫员，牵着一匹骡子，离开了。骡子我也不敢骑，让一个警卫员牵着走在前面，我走中间，一个警卫员殿后。我过去在不作战时，从来没有将手枪顶上子弹的，这次我将手枪子弹上了膛，也叫警卫员将枪里顶上子弹。老实说，我怕陈昌浩整我，也怕遇上藏在藏民中的坏分子打我的冷枪。前不久，我红二师参谋长李棠萼就是走在路上被冷枪击中牺牲的。我走了半夜多，才换回一军团军团部。
八月中旬，我们向北走，张国焘向西走，我们向巴西、阿西前进，张国焘就向阿坝前进。到了阿坝，张国焘老说阿坝如何如何好，强调种种理由，就是不向巴西方向来，企图以既成事实，诱使右路军也向西进。真是奇谈怪论！阿坝再好，也只有那么大一块地方。我对同志们说，我们光在毛儿盖附近，前后就耽搁了一个多月，再不能在草地拖了。还是照毛泽东同志讲的，出甘肃，不然我们就要完了。我告诫林彪说，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因为我当时已经获悉张国焘还有一个方案，要把我调到三十一军去当政治委员，把林彪调到另一个军去任军长。总之要把我们调离原部队，只不过是命令还没有发出。
当时林彪已经有他自己的“立场”。他说，你这是宗派主义。我说，怎么是宗派主义呢？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警惕。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一贯不一致。我们应该想一想。我说这是路线问题。林彪反驳我说，既然是路线问题，你说他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哪？我们才几个人哪？这时，我一方面军的确只剩下两万多人。我驳斥他说，蒋介石的人更多哩，难道能说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这时左权、朱瑞同志都在场，他俩都未表态。左权同志当时不表态有他的苦衷，他知道当时王明等人怀疑他是托派，这完全是冤枉，所以他说话十分谨慎。朱瑞同志是在长征途中接替李卓然同志任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在争论时，他既没有支持我，也没有公然支持林彪。这次争论，我和林彪都动了气，拍桌子把一个盘子也打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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