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也是四川人，但年少出川对川西北情况几乎可以说是毫无所知。受领任务以后，先遣队于五月二十一日占领了冕宁，这是一座县城，守敌已经逃跑。监狱里关了不少彝族首领。原来这是国民党统治少数民族的一种手段，彝族人民如果不听他们的话，就杀这些头头，平时就当作人质。我们放了他们，还请这些头头们喝了酒，气氛就缓和得多了，有的彝族头头懂得点汉语，我们问他，也告诉了我们一些情况，有的还表示愿意给我们带路。但国民党对少数民族的残酷统治，使他们对汉人充满了敌对情绪，民族隔阂很深，对红军是个什么样的队伍，执行的是什么政策，全不了解，所以并没有真心对待我们，仍然使先遣队碰到了许多困难，只是由于我们坚持了党的民族政策，处理得当，才比较顺利地完成了通过彝族区的任务。
五月二十二日，先遣队开始进入大凉山彝族区。其边沿就是冕宁以北五十多里的袁居海子边。知道通过彝族区在当时民族隔阂很深的情况下是不容易的，语言不通，风俗习惯不一样，地形道路根本不清楚，所以我们很慎重，由工作队派丁伯霖同志专门去打听了情况，知道这里彝族有好几个部落。我们刚进彝族区，就有两个比较大的部落，一个叫哈基家，一个叫罗洪族。这两个部落当时正在“打冤家”。我们一到就听见几声土炮响，一打听，原来就是他们两家在那里打。听说红军来了，沽基家想要红军帮他“打冤家”，所以对我们表示友好。而罗洪族则跟我们敌对，想袭击我们，我们打了几发信号弹，把他们吓跑了。我们当然无意于去支持这一方打另一方。
可是，当时为了通过彝族区，我们决定利用这个矛盾。于是丁伯霖同志便把咕基家的首领小叶丹请了来，由伯承同志出面，与他边喝酒边谈判，谈了很久。伯承同志很有办法，双方谈得很投机。对方提出，要求结拜为金兰之盟，还拿了一只公鸡来，在湖边上宰了，伯承就和小叶丹喝了鸡血洒，从而打开了一条通过彝族区的道路。当时我也在场，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只知道意思是说，那个不忠实，就和这只公鸡一样，最后达成了协议，沽基家愿意护送我们过彝族区。但此时已经中午过后，我听说彝族区有一百多里路，得一天时间才能通过。于是我和伯承同志商量，虽然与沽基家已达成协议，但还有别的部落，糊里糊涂地往里乱闯，太危险。伯承同意我的意见，最后决定不走，不仅不走，走到前面的队伍还命令他们跟我们一起，象当年司马懿似的，来一个“倒退三十里”，又回到了一个叫大桥的地方。这是彝族和汉族交界、两族杂居的小集镇，我们就在那里宿营。
第二天，由沽基家派人护送我们向彝族区进发，我们进到彝族区，有别的部落的彝民在山上，站在路两边伸手向我们要钱，都喊，要钱，拿钱来！这些彝民个子高大，样子挺怕人。我们早有准备，部队编队整齐，从容通过，没有理他们，也就过去了。由于有小叶丹的护送，我们比较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区，当天天黑到达擦罗，这里离安顺场就不远了。我们通过不久，我们带的那个工兵连还有一些后卫队人员，因为带着一些笨重的工兵器材，行军时掉了队，在后面一个山凹子里被千余彝民截住，彝民将他们所带的器物全部掠去，连身上穿的衣服也被剥得光光的。幸亏我们规定不准开枪，彝民也只是掳获衣物，并未加害红军。这些战士气得直掉眼泪，没有还手，就光着身子跑来了。
于是我们对部队再次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教育。我们走在半路上，还遇到过国民党冕宁县的县长，带着他一家人，被剥得光光的。见了我们，跪下来，要我们救救他们，说都是汉人，宁肯死在这里，也不愿受侮辱啊。那时，大家对国民党都很恨，就没有管他。以后，把丁伯霖同志留下，与沽基家首领继续保持联系，因此我后续大部队通过的时候，沽基家仍对我们友好，给予了种种方便，护送我们过了彝族区。这多亏了伯承同志，要不是他在，这种局面我还真是很难对付哩。与我们通过彝族区的同时，恰好左权、刘亚楼同志带领五团，经过冕山以后，把越西县城打开了，关在国民党县衙门里的几百个作为人质的彝民，也被我们释放了，这也有助于我们顺利地通过彝族区。
求得顺利通过彝族区的目的，在于早日出敌不意地占领安顺场渡口，使红军能从安顺场渡过河去。五月二十四日我们到达安顺场。
夺取安顺场的任务，当然由我们先遣队来承担，具体任务又落在了一团团长杨得志和政委黎林同志的身上。一团指定一营为前卫营，营长为孙继先。渡河的那天晚上——二十四日晚上，我和伯承同志为了检查渡河部队的准备情况，冒雨到了前卫营。天很黑，路不好走，我用一个刚缴获不久的法国造手电筒给伯承同志照路，因为他眼睛视力当时就已经比较差。那时驻守安顺场的两个连的敌人，根本想不到我们会来得这么快，以为还有几天路程呢，很麻痹，我们来个突然袭击，很快就把它肃清了。河水轰轰隆隆的巨大咆哮声，掩没了激战的枪声，对岸的敌人并没有发觉。
我和伯承同志进到安顺场边一间老百姓住的棚子里，把一营营长孙继先找来，伯承同志仔细地询问了渡河的准备情况，然后进一步给他明确了任务，指示了注意事项。我对孙继先同志说：“前几天看到敌人飞机扔下来的传单，说我们毛主席要成为石达开了。但是我们不是石达开，也不可能成为石达开。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结合在一起，有坚强的政治工作，有超乎寻常的勇敢精神与吃苦精神，这是石达开所没有的，我们一定要渡过河去，我们也一定能渡过河去；渡过去，我们的行动就自由了。”我要他回去，动员部队，把渡河的一切准备工作做好。
这时，一营已经夺到了敌人的一条小船。这条小船是敌人团长派来搞破坏的。其他的船早被敌人划到对岸去了。就是这条船还是一条坏船，我们不得不加以修理。
大渡河宽约百米，深约三十米，流速每秒四米左右，很远就可以听到激流的咆哮声，这是长征以来，我们渡过的水流最湍急的河流，比乌江、金沙江水还要急，两个人在河边讲话，如果不用大声音，对方会听不到。
我和伯承同志继续前伸到渡口附近，看到一营的同志们为争当突击队争持不休。有一个十六七岁的通信员，争得最积极。我和杨得志同志都说：“由你们营长最后下命令定吧，叫谁去就谁去。”这个通信员终于得到了批准，高高兴兴地参加突击队去了。当时决定第二天——五月二十五日拂晓强渡。拂晓时我和伯承同志就站在河岸的一个坡地上，旁边就是架着重机枪的阵地。我们直接观察了这个惊心动魄的历史场面。战斗发起后，由有名的迫击炮手赵章成同志和一团机炮连的三个特等射手等，用两门迫击炮和数挺机关枪进行掩护，我们的十七勇士乘着唯一的那条小船，在惊涛骇浪中，冲到了河的对岸，打垮了敌人的防御，占领了滩头阵地。我和伯承同志的心头都充满了激动，为我们英勇无畏的红军感到骄傲！
随后，他们掩护后续部队一船一船地渡过河去，船太小，每船只能渡四十多人，直到二十五日晚上一团还有两个连没有渡过去。风急浪高，浮桥又架不成，没有办法，只有一船一船地渡。
第二天一师的二、三两团也来到渡口，当天夜间，总算把三个团都渡过了河。在一四渡河还没有完，二、三团还没有开始渡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来到了渡口，林彪也来了，毛泽东同志找我们开了个小会。当他得知渡河的困难情况，就立即决定我军要迅速夺取泸定桥，否则大部队一时难以过河，而敌人李韫珩的五十三师已经渡过金沙江，正向我们赶来。红军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危险，毛泽东同志当时确定的部署是：一师和陈赓、宋任穷同志领导的干部团到大渡河对岸，仍由伯承和我率领，从东岸北上赶向泸定桥；由林彪带二师、一军团军团部和五军团，在大渡河西岸赶向泸定桥。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