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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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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

  与此同时,一师在龙溪回龙坝渡口组织强渡;稍晚半天,也成功了。一师一团任前卫,一月二日上午,指战员不顾风雨交加,赶到了大乌江渡口。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同志亲自到渡口指挥。前卫营为一营,营长是孙继先同志。前卫营一踏进河滩,守在对岸敌人的一个团就向我前卫营开火。杨得志同志立即组织火力压制敌人。几发炮弹就将敌人一座用破庙改成的据点轰飞到半空中去了。此处江面只有一百来米宽,可是两岸也是悬崖陡壁。没有渡河工具,别说木船没有,就是木桨都被敌人早搜走了。他们扎制竹排,组织了八名泅水的勇士乘暗夜偷渡,因为风急浪高,竹排被冲到下游,很多同志都落水了,没有成功。随后再接再厉,组织了十几名勇士,选择下游水势较缓的地方强渡,成功了。第二天上午十一时,一团胜利地渡过乌江。浮桥也搭成功了。我随一师,渡过乌江,就向循潭进发,湄潭城外是开阔地,没有敌军防守,我们就顺利地占领了湄潭。后继部队也陆续安全地渡过了乌江。

  §打开遵义,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渡湘江之后,我的脚化脓了,住在一家壮族老百姓家里,由前面提到的那个外号叫戴胡子的医生给我开了刀。这样,我行军就得坐担架。坐担架行军,对频繁作战的军团来说,不免增加累赘。于是,我有时就跟着中央军委纵队行动。

  坐担架给了我思考问题的机会。显然,自从一九三一年一月,我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王明跃居中央最高领导的地位(当时名义上的总书记仍是向忠发)之后,王明路线越来越占上风。王明这个人,大革命时期在武汉我就认识他。他那时给共产国际派来的米夫当翻译。此人爱夸夸其谈,傲慢得很,教条气十足,我那时就讨厌他。但从路线上认识他,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从白区到中央根据地,越是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就越是感到王明等人推行的这条路线是错误的。逐步形成了我的坚定认识:只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得势,革命就大发展,反过来,如果王明路线占上风,革命就受挫折,红军和根据地老百姓就遭殃。事实都是摆在那里的。中央根据地三次反“围剿”以前,红军几乎是连战皆捷,根据地得到大发展。到第四次反“围剿”,运用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仍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可是,第五次反“围剿”就不行了。第五次反“围剿”固然敌情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从对敌斗争来说,根本问题还是个领导问题,路线问题。一九三三年初,临时党中央从上海迁到了中央根据地,军事顾问李德一九三三年九月也进了根据地,一切指导思想,战略方针都变得一反常态,变得特别“左”,特别不切实际。尤其是一九三四年六届五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根据地占据统治地位,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已经几乎没有发言权。“左”倾冒险主义者甚至胡说,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他们胡搞八搞,使红军蒙受巨大损失。渡过湘江,中央红军只剩下三万多人。这都使我深为焦虑不安。

  我躺在担架上冥思苦想,为什么不能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黎平会议虽然开始转变了我军战略方向,不再往敌人布置好的口袋里钻了,但领导问题不解决,我军就难以彻底地由被动变为主动。这不只是我个人思考的问题,也是当时广大红军指战员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提到中国革命的议事日程了!后来知道,由于从湘南起,毛泽东同志对李德以及博古同志的错误做法不断有所斗争,为了解决党内意见分歧,黎平政治局会议已经决定在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那时,王稼祥同志(总政治部主任)因为在中央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后,被飞机炸伤,也坐担架,我们就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认为:事实证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王稼祥同志提出,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我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而这个问题,势必要在一次高级会议上才能解决。

  一九三五年一月初,我军渡过乌江,接着打开遵义,为召开这样一次会议创造了条件。打遵义,二师六团是攻城部队。渡过乌江以后,六团团长朱水秋、代理政委王集成同志就接受了攻取遵义的战斗任务。他们把一切攻坚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这时,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赶到了他们部队,他当时对干部讲:“现在,我们的日子是比较艰难的。既要求仗打得好,又要伤亡少,还要节省子弹。这就需要多用点智慧罗!”后来随着情况的发展,这次攻打遵义的战斗,实际上变成一次智取遵义的战斗。

  一月六日,六团离遵义还有半日行程。侦察员来报告说:离遵义三十里地,有敌人的一个外围据点。刘伯承同志指示六团:要先歼灭这股敌人,而且要保证不准有一个漏网;否则就会影响打遵义。于是当日下午三点,六团一营就以迅雷般的动作,冒雨对这个据点展开了奇袭,全歼了这股敌人,果然做到了无一漏网。并立即对俘虏兵做好了争取工作。由一营营长曾宝堂带着团侦察排,全部换成俘虏的衣服,化装成敌军,由俘虏兵带路,全团跟在他们之后,向遵义前进。当时六团做了两手准备。争取诈开城门;如诈不开城门,就强攻上去。结果敌人真以为是从外围据点败退回来的自己人。一月七日凌晨我们二师进了遵义城,取得了智取遵义的胜利。

  打开遵义以后,我随军团部紧跟二师进了遵义城。遵义是黔北的首府,是贵州第二大名城。这里是黔北各种土产的集散地,是汉苗黎各族商旅云集之所,市面十分繁华,既有新城,又有老城,一条河流从中间穿过,是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第一座繁华的中等城市。我和刘伯承总参谋长步入这座城市时,看到二师的部队已经在准备宿营了。这可不行,军委命令我们,乘胜追击由北门逃跑的黔敌三个团,直到占领娄山关、桐梓,就是说任务还很重!六团昨天是比较疲劳了,四团这个主力团还未怎么使用哩。于是我们与二师领导商定,使用四团为先头追击部队。

  当刘伯承参谋长给四团明确任务,要他们立即出发去占领娄山关和桐梓时,他们虽然满口答应,却可以看出面有难色。这也不难理解,他们刚到遵义城,屁股还没有坐热又要出发了,政治思想工作的确难做哩。

  我对四团政委说:“杨成武同志,你是政委,要向同志们说清楚:任务紧急,不能在遵义停留。早饭也不能在这里吃,到路上去吃干粮,完成任务后,再争取时间好好休息。”

  杨成武和该团团长耿飚都一致保证坚决完成任务。立即吹集合号,把部队集合好就出发了。四团朝着去四川的孔道、兵家必争之地的娄山关前进。一九三五年一月十日,四团快进到娄山关时,他们偷听敌人的电话,知道了敌人在娄山关一带的部署,就派了一支部队,从板桥镇绕小路插到了娄山关的侧后,攻占了娄山关。紧接着又打开桐梓县城。一军团的部队集结在桐梓一带休整。少共国际师即第十五师,这时撤销番号并入了一军团。这之后,四团又向前伸,先占领了牛栏关,十四日在新站与敌人遭遇,击溃敌人两个团,乘胜追击,十六日又占领了松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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