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一日，是战斗最激烈的一天。凌晨，敌人在敌机狂轰滥炸之下，更加嚣张地向我进犯。而总参谋部命令我们在本日十二时前，要保证决不让敌人突破白沙河，使总部和全野战军能顺利地渡过湘江封锁线。敌众我寡，但在“一切为了苏维埃新中国”的口号下，我们的士气惊天地而泣鬼神。于是在二十多里地的战场上，炮声隆隆，杀声震天。在茂密的松林间，展开了生死存亡的拼杀战。开始，敌人猛攻三团阵地，三团连续打了几次反冲锋。敌转而猛攻我一、二师的接合部，终于被敌突进四五里地，并迂回到三团背后，包围了三团两个营。一个营当天奋勇地突出了重围，和一、二团会合。一个营实错了方向，反而突入敌群，被分割成许多小股，在班、排长和党的支委小组长带领下，两天以后多数人归回了自己的部队。敌人从我接合部突破以后，二师也有被包围的危险。因为二师部署靠外，他们当机立断，命令守白沙的团队将敌人坚决顶住，这个团打得非常顽强，他们硬是凭着刺刀，将来势汹汹的敌人顶住了，其他两个团才撤出向西边大山靠拢。
接近正午时分，得知中央纵队已经渡过湘江并已越过桂黄公路，我们才放了心，令一师和二师交替掩护，边打边撤。一师经木皮口、鹞子江口，二师经庙山、梅子岭、大湾，分别从两个山隘口退入通资源的大山区。
这一天，一军团军团部也遭受极大危险。敌人的迂回部队打到了我们军团部指挥所门口，这是多年没有的事。当时指挥所在一个山坡上，我们正在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敌人已经端着刺刀上来了，我起初没有发觉，警卫员邱文熙同志很机警，他先看到了，回来告诉我。我说，恐怕是我们的部队上来了，你没有看错吧？他说没有看错。我到前面一看，果然是敌人。左权同志还在那里吃饭，我说，敌人上来了，赶紧走。于是我一面组织部队赶紧撤收电台，向一个山隘口转移，命一部分同志准备就地抗击敌人，一面命令警卫排长刘辉山同志赶紧去山坡下通知刘亚楼他那个政治部，让他们向预定方向紧急转移。
刘辉山往下走的时候，敌人正向我们方向射击，一抬脚，一颗子弹奇怪地把他的脚板心打穿了。由于我们这次及时地采取了适当措施，摆脱了敌人，避免了损失。（进北京以后，刘辉山曾当过中央警卫团团长。）在我们撤退的时候，敌人的飞机活动很疯狂，撒下很多传单，说什么如果不投降就要葬身湘江，国民党政工人员编写的这些狂妄浅薄的宣传品，连他们自己的士兵都称之为卖狗皮膏药，更吓唬不倒英雄的红军，没有人去理它！可是敌人的飞机几乎是擦着树梢投弹、扫射，很多人被吸去了注意力，不注意往前走了。我说，快走！敌人的飞机下不来，要注意的是地面的敌人。快走！
在我们一军团与敌人血战的同时，三军团在兴安、灌阳一带，与广西敌人进行了激战。五军团则在文市附近与周浑元等迫敌进行激战。他们也都打得顽强而艰苦，损失很大。
这次过湘江，我们不仅要掩护中央机关，而且要掩护几个新成立的部队。那时候，教条宗派集团，不注意主力兵团的充实建设，却成立了一些缺乏基础的新部队。我们主力兵团又缺乏兵员补充，是打掉一个少一个，而新成立的部队战斗力不强，我们既要完成主要任务，有时还要掩护他们。
准备撤往西边大山时，有一个山隘口叫梅子冲，通过这里，就可以到油榨坪，是我们预定的撤退路线。大家都往这个口子挤，这个口子很窄，部队多了势必谁也过不去。所以一定要安排开。我命令聂鹤亭带一支部队在通向油榨坪方向右边的一条路上抗击敌人，从右翼掩护大部队撤退。布置好后，我急忙向梅子冲赶，当我到达这个口子的时候，罗炳辉和蔡树警带着九军团过来了。我对他们说，你们部队比较少，可以走左侧的另外一个口子，不过稍微绕点路，但也不远。这个隘口今天一定让我们军团通过，我们也好掩护你们。
我亲自在这个口子上调排各个部队的行进道路。一、九军团通过以后，我在口子上等后面渡江的兄弟部队，见到八军团的一位负责同志，他一见我就说：“糟糕，我们的部队都被敌人打散切断了！”我说：“此刻，过来多少是多少，先安置宿营。”因为这时已经天黑了。第二天，我们才知道彭绍辉、肖华带的那个少共国际师还没有过来。于是又派了一个部队，重渡湘江，把少共国际师接了过来。虽然如此，由于敌人来得快，我们行动太慢，所以仍然有一部分部队没能渡过湘江，象五军团的三十四师和三军团的一个团，还有八军团被打散的部队都被敌人切断了，损失很大，其中有些同志后来转到湘南打游击去了。
突破第四道封锁线这一仗，是离开中央根据地打得最激烈也是受损失最大的一仗。这时，红军由江西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经过一路上的各种减员，过了湘江，已不足四万人。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我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瞎闹着玩的！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我们在油榨坪没有敢休息，因为敌人在后面紧追。过了油榨坪，摆脱了敌人，到了一个大树林里，我们才得到休息。几天几夜的紧张激烈的战斗，这时候才感到又饥又饿，疲劳极了。我把身上带的干粮拿出来吃，也分了一些给林彪吃，觉得真是香极了。艰苦的岁月就是这样，紧张的战斗会使你忘记饥饿和疲劳，一旦休息，能睡上一小党，或吃上一点干粮，就会觉得是一种极大的享受。这次过湘江，进一步暴露了教条宗派集团在政治上和军事指挥上的逃跑主义错误，促使人们从根本上考虑党的路线问题，领导问题。
§黎平会议和渡乌江
渡过湘江以后，一军团减员不少。以一师第三团为例，从中央根据地出发时，是两千七八百人，过江后，只有一千四五百人了。当然这个减员数字不光是波湘江受的损失，包括前几次过封锁线的伤亡和非战斗减员都在内。
可是我们终究没有被敌人消灭在湘桂边境与湘江之畔，我们又整队前进了。
离根据地越远，困难越多；就越想到有根据地的好处，和离开根据地作战的难处。突破第一、二道封锁线时打仗下来了伤员，还可以交给送红军出征的担架或用沿村转送等办法，送回根据地安置。可是越走越远，这种可能没有了。又不能都抬着走，只能就地安置，这是唯一的办法。许多轻伤员都是不愿意寄养的，都愿意随队养伤。
部队也不能伤亡一个少一个，总要千方百计地动员群众参加红军。从道理上说，哪里有穷人，哪里就有兵源。不过，那时红军行动飘忽，新区群众对红军又不十分了解，做好扩红工作确实不容易就是了。所以经常是减员多，补充少。这就是难题。
还有一个大难题是如何巩固提高部队的士气，关键是如何向指战员讲明红军的前途，部队向哪里去。干部战士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开始说是转移，可是越走越远，仅“转移”两字就不可能圆满地回答指战员心中积下的疑问了，特别是跨过粤汉路后，就不得不逐步明白地告诉是为了去和二、六军团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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