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会上，军委给新整编的各师团授了军旗，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颁发的二级和三级红星勋章发给一军团一批团职以上领导同志。军团授了上题“牺牲决胜”的奖旗一面给红一团，上题“英勇冲锋”奖旗一面给红四团。并进行了文化的、体育的、卫生的、通信的和各种战术技术的竞赛。最后演剧发奖。从这一年往后，几乎每年都在“八一”举行一次运动会，作为全年文体卫生工作的总检阅，以推动这些工作平时的健康发展。比如演戏，红一方面军一九三三年春节就开始了，到秋天“八二一”建军节在藤田运动会形成高潮。第二年“八一”在长汀南山坝开运动会又继续演出。当时红军知识分子很少，只有一些小型剧社、宣传队，都是一些小知识分子在那里搞，他们自己或发动一些干部编些短小精干的话剧，为部队演出。那时剧本也不象现在这样细，是粗线条的，所以演的人可以充分发挥。几位搞保卫工作的同志，象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对搞文艺工作很积极。特别是胡底同志，他爱好文艺，很有创作才能，可惜长征时被张国焘杀掉了。当时演出过的戏记得有《庐山之雪》、《杀上庐山》等等。
第六个比较深切的体会是，一切政治工作必须为着前线的胜利。一九三四年二月，军委召开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贯彻“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这一方针。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贺昌，参加了会议。他们在讲话中，一致强调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而政治工作又必须明确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这一总目标。只有明确这个目标，才会注意在平时政治工作中为战时打基础，并加强战时政治工作，加强战场宣传鼓动工作，发挥战时政治工作的顽强性不间断性。政治干部才会注意学战术，学会做各种战斗情况下的政治工作。才能克服政治工作中的文牍主义，闭门造车，形式主义等等。
第七个比较深切的体会是，各级政治机关、政治干部必须经常注意发现好的干部苗子，推荐选拔干部、培养干部。在中央根据地，红军都办有各种在当时环境下堪称“正规”的学校，比如红军大学和各种训练班，甚至有团政委训练班，各个部队还办有自己的教导队，训练最基层的干部。学校培养再结合在工作岗位上培养（学校培养很重要，经常性的培养主要靠在工作岗位上培养），使我们培养了大批能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干部，一茬接一茬，源源不断。使我们在各种残酷的战斗环境中，无论伤亡多么大，我们的干部队伍，始终后继有人。其中涌现出很多德才兼备、能文能武的优秀干部，也都是当年从一些革命热情很高但稚气十足的红小鬼中选拔出来的，或者是从虽然有些书生气但对待革命事业很忠诚又很有抱负的知识青年中磨炼出来的。历来的经验证明：凡是那个部队干部出得多，不用说，这个部队的领导一定是很有远见的领导，部队一定是很有朝气的部队，政治工作必定很活跃，部队一定有战斗力。
※第八章 长征
§突破敌人第一、二、三道封锁线
一九三四年十月，历史上著名的长征开始了。长征之前，一军团在福建打了温坊，奉命回到瑞金待命。我和林彪提前一天赶到瑞金。周恩来同志找我们单独谈话，说明中央决定红军要作战略转移，要我们秘密做好准备，但目前又不能向下透露，也没有说明转移方向。转移之前，要一军团先到兴国抗击和迟滞周浑元纵队的进攻，以便掩护各路红军到预定地域集结。当时保密纪律很严，所以我们也没有多问。听说毛泽东同志这时候也从外地回到瑞金了，我提议去看看他，就和林彪一起去了。毛泽东同志见到我们很高兴，说：“你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呀！”我说：“我们回来了，接受新任务来了。”毛泽东同志故意反问：“什么任务？”我回答说：“要转移。”当时称长征不叫长征，叫转移。因为并非预定了要走二万五千里，只是要先转移到湘西去，和二、六军团会师，以后再作计议。
当时，先遣队已提早出发了。七月份，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同志领导的红七军团组成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早已首途北上。随后在赣东北与方志敏同志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转战皖南地区。八月份，六军团从湘赣根据地出发，由任弼时和王震、肖克等同志率领，到湘西一带找二军团去了。
毛泽东同志听我们说到转移，就说：“你们知道了？”我说：“我们接受任务了。”
我们这次去见毛泽东同志，本想打听一下转移去哪个方向，可是他就谈到这里，不往下谈了，却提议一同去看看瞿秋白同志办的一个图书馆。
毛泽东同志那时是很守纪律的。同时，那个时候他也在避嫌疑。因为一军团长期是由他直接领导和指挥的部队，他要防止教条宗派主义者怀疑他在暗中搞什么宗派活动。因此，没有达到我们想探问转移方向的目的。毛泽东同志这样注意守纪律，李德仍不断散布谣言，污蔑攻击毛泽东同志搞宗派活动，一直到一九七六年他写的名为《中国纪事》的回忆录里面，仍然充满了这类无耻谰言。我所经历的事实，是对这类谰言的最好的回答。
辞别毛泽东同志以后，第二天我们就同部队一起离开瑞金，九月中旬末到达兴国以北的高兴圩，与原在那里的五军团一起阻击周浑元纵队三个师的进攻。敌人在这次进攻中火力特别猛烈，飞机、火炮轮番轰击，我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阻击，直到九月底他们才占领了高兴圩。以后敌人停止进攻，进行筑堡。十月上旬我们与五军团换防，奉命到兴国东南的社富、岭背、宽四、梓山一线集中，十月十二日以前我全军团到达了预定的集中地域。
长征之前，洛甫同志在《红色中华》第二百三十九期上，发表了《一切为了苏维埃》的文章，提出了准备反攻的任务，这是我们进行公开动员公开准备总的根据。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一日由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署名，发布中央军委长征行动的命令。在此前后，总政治部由李富春代主任署名（因王稼祥同志第四次反围剿后负伤了），也先后发布了几个政治动员令，我们根据这些命令，逐步将动员工作、准备工作具体化。出发前，军委又拨给我们两个补训团，一军团总兵力达一万九千八百多人。
一军团的部队，是十月十六日以后，先后离开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告别了根据地群众，跨过于都河走向了长征之途。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象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在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亲眼看到中央根据地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主力红军离开了，根据地人民和留下来的同志，一定会遭受敌人残酷的镇压和蹂躏，我又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依依惜别，使我放慢了脚步，但“紧跟上！紧跟上！”由前面传来的这些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
行军时，三军团在右翼，其后有八军团；一军团在左翼，后面有九军团；从两翼掩护着中央纵队（第二纵队）和军委纵队（第一纵队）——当时为了保密，统称为红星纵队，作甬道式的开进。第一纵队由叶剑英任司令员，第二纵队由罗迈（即李维汉同志）任司令员，邓发任政委。五军团担任殿后。
开始出发时，红星纵队真象大搬家的样子，把印刷票子和宣传品的机器，以及印就的宣传品，纸张和兵工机器等等“坛坛罐罐”都带上了。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宠大很累赘的队伍。以后进入五岭山区小道，拥挤不堪，就更走不动了。有时每天才走十几里或二三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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