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二个深切体会是，的确如毛泽东同志说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也是直接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土气兴衰的大事情。我进入根据地时，正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正确路线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反复较量的时期，它经常直接反映到红军政治工作上来。我们这个军团究竟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必须立即表态，不容回避。
我对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些政策主张是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才认为它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能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一套切实可行又能克敌制胜的政策主张，和王明等人从国外贩来的，或从书本上抄来的大而空的政策主张，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我不是说毛泽东同志是“圣人”，一点也不会出错。但是他那时很注意调查研究，倾听各种不同的意见，总结实践得来的经验教训，出了错改正得也比较及时，不象他晚年那样。比如根据地的肃反政策，许多地方一度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的一大悲剧。我们在上海时就有所发觉。对此，毛泽东同志也是发觉得比较早，提出反对搞逼、供、信比较早的主要领导人。
我到达根据地时，肃反的高潮已经过去了。但当时王明“左”倾路线又在根据地得势，对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纠正得不可能很彻底。我到达长汀时，还看到了对“破获”的“社会民主党”正法的布告。那时在江西叫肃AB团，在福建是肃“社会民主党”。其实，AB团是有的，但只是敌人打进我们内部的个别人，哪里会有那么多？很多是冤案，是自己在那里吓唬自己，自己在那里疑神疑鬼，自己把自己搞垮，冤枉了很多干部。我看到有的战士也被说成是“社会民主党”。我很奇怪，一个农民才当几天红军，他知道什么叫社会民主党呀？！
我到一军团以后，肃反工作直接归我这个政治委员领导。不久，罗瑞卿又从四军调来军团任保卫局长。我们之间意见比较一致，使一军团的保卫工作没有发生过大的差错。我记得我们在一军团，干部有了错误就批评一顿，没有随便扣上“敌人”的帽子，没有杀过一个干部。
我至今还记得有这样一件事。那是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一次缴到了一些西药。有的西药上没有标签。从外形和气味上看，很象奎宁。那时，部队发疟疾的很多，急需奎宁，军团卫生部就把它当作奎宁发下去了。军团部是近水楼台，机要科黄科长和警卫连指导员正发疟疾，就先服用了。立即产生过度兴奋、烧心、恶心等强烈反映。后来查清楚是误把吗啡当作奎宁服用了。
可是开始并不知道。只看见黄科长等竟然象疯狂了似地在山上跑上跑下，乱抓自己的心窝。这是中毒的表现。这不是敌人在搞破坏是什么呢？于是赶紧追查。先追查到军团部的游胜华医生，他是瑞金中华红色医务学校毕业的，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土”医生，本人是党员，家庭是贫农，难道是他搞破坏？似乎不会。往上追，药是军团卫生部分发下来的。当时在军团卫生部当药剂科长的是戴济民同志，外号戴胡子，他在吉安城内开私人诊所，是红军打下吉安时，动员他出来参军的。是否他是AB团？再往上追，军团卫生部的医务主任是姜齐贤同志，他在被红军俘虏以前是国民党的中校医官。可疑！当时他们本人都很紧张，旁人也替他们捏把汗。我亲自参与调查处理这件事，发现确实是误用了药，并非蓄意搞破坏。罗瑞卿同志和我也配合得很好，一场风波算是平息了。我给卫生部规定了一条，今后凡是缴到没有标签的药，先找有药剂经验的人辨别判断，然后给狗吃作试验，证明没有毒性才允许给人服。我还告诉这些被怀疑的人接受教训，不要多心，安心工作。一起人命关天的错案才算避免。使许多人懂得正确的保卫工作，保护好人跟打击坏人同样重要，是一点也不可疏忽大意的。
第三点体会是，做政治思想工作，一定要依靠党团支部，发动全体干部和党团员都来参加。而且，干部和党团员一定要以身作则带领群众，才能发挥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才能把本军官兵的政治思想工作、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以及争取敌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好，完成打仗、发动群众、打土豪、筹粮筹款三大任务。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就讲过：“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在连队，党团员至少占全连总人数百分之二十，干部多数是党团员。依靠干部和党团员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很重要。有人讲，共产党打仗打的是干部，打的是党团员。我认为这种用强调语气说的话，说得也对。事实上，从在中央根据地开始，我们每打一仗下来，党团员伤亡数，常常占伤亡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甚至百分之五十。我们的干部和党团员绝大多数真正做到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到了关键危急时刻，敢于扬臂一呼：“同志们，跟我来！”干部和党团员以身作则，这是政治思想工作起作用的关键。
第四条体会是，必须从政治上到物质生活上关心群众；越是在困难时刻，越要注意关心群众的疾苦。这本身就是政治思想工作。第四次反“围剿”和第五次反“围剿”有个明显的比较。第四次反“围剿”时，红军每人由地方供给一斤六两粮食，供给部发六分钱菜金。到月底还能分“伙食尾子”，生活很有保障。打仗即使伤亡大一点，但缴获多，补充快，政治思想工作是比较好做的。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没有打出一个名堂，部队伤亡消耗大，得不到补充，生活越来越艰苦，政治思想工作是比较难做的。到了以后长征，根据地没有了，作战没有根据地作依托，条件更艰苦，政治思想工作更难做。
所以，在艰苦条件下，除了从政治上关心以外，关心群众疾苦更显得重要。在第五次反“围剿”时，由于敌人封锁，部队经常吃不到盐。江西不出盐，还要越过敌人封锁到广东去运盐。有的地方花一块白洋只能买到几两甚至几钱盐。没有盐吃就只好“官兵同淡”了。随着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部队病号越来越多。有些病号实际上是什么病都没有，纯粹是营养差造成的，如夜盲症，在部队越来越多。有些疟疾久治不愈，也和营养不良有关。为了减少病号，我曾经找医务部门的同志商量，看能想点什么办法。他们的回答是：最好是吃鱼肝油。在那种情况下，哪里去找鱼肝油？！别说鱼肝油。就是猪肝、羊肝也难弄到呀！后来想到了一些土办法，象打鱼摸蟹，掘笋罗雀等等，来解决部队的营养问题。这样做，总比束手无策强。自己动手，想些土办法，减少病员；少一个病号连队就多一个战斗力。
第五个比较深切的体会是，提高部队的文化教养，发动革命竞赛，培养与发扬部队革命英雄主义的荣誉感，也是政治思想工作重要内容之一。毛泽东同志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红军在中央根据地经常挤时间上政治课或识字课。歌天天唱，有晚会常有舞蹈。列宁室有机会就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一驻下整训，单杠、木马等军事体育活动就展开了。一九三三年七月，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决定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后来，“八一”即为我军建军节。这一年的建军节，一方面军召开了运动会，授予红五团“模范的红五团”奖旗一面。之后，一军团在藤田召开了本军团的运动会。红军的运动会和一般日常所说的运动会不同，它是紧紧地结合作战，培养那种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压倒敌人的革命英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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