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力迫近他们跟前，他们的确是每次只前进二三里，构筑碉堡。但当敌人发现我主力远离时，他们也是跃进或急进较远的，我们并非完全没有打运动战的机会。所以这次我们急令二十四师师长周建屏率领该师主力负责攻击温坊东北敌人的右侧翼，我们率一军团由西向东突击敌人。我们把九军团放在曹坊，箝制在那一带活动的团匪，防止敌人增援。这次作战是夜间战斗，部队动作静肃、秘密、沉着。从一日下午九时战至二日拂晓以前，敌人大部分已被消灭，只有少数残敌尚固守杨背附近堡垒和温坊南面的八角楼。于是我五团、六团配合独立二十四师消灭固守杨背的敌人，四团负责消灭温坊村内的敌人。因为既是夜战又是近战，我消耗伤亡都不大。如四团消灭温坊村内两营敌人的战斗，由于敌人架设的电话线事先都被我侦察员剪断，更增加了我们将敌人各个击破的有利条件。一营是攻击温坊的主力营。他们在整个战斗过程中，只消耗子弹四百发，轻重机枪完全未用，主要靠刺刀手榴弹解决战斗，自己只负伤三人。战斗结束，仅一军团即俘敌一千六百多人。敌第八旅两个团被消灭了。
三日早晨，敌第三师和第九师由朋口集结三个团又向我进犯，其先头部队为第九师的一个团，八时许由洋坊尾向温坊前进。我们决心消灭这个先头团。命令一师负责截断其先头团的归路，由二师从八前亭，二十四师从马古头两个方向向敌突击。二师四团一营连续冲锋六次，占领八个山头和三座半截子碉堡，三营连续冲锋占领敌人六个阵地，成为坚决英勇的连续冲锋的模范。其他部队也都很英勇。二团团长李苗保头一天因堵截敌人退路不力被撤职，第二天追击敌人时，奋勇当先，英勇牺牲了。
整个温坊战斗，共歼敌四千多人。打死打伤两千多人，俘虏两千四百多人。
这次战斗结束之后，敌人第八旅旅长许永相只身逃回，被蒋介石枪毙。第三师师长李玉堂由中将降为上校。
但是，个别战斗的胜利，补救不了整个战略指导方针的错误。何况第五次反“围剿”所取得的个别战斗的胜利，不能象四次反“围剿”一样，很快发展成为一个战役的胜利。因为“左”倾冒险主义者，经常将一、三军团分开，各堵一面作战。以致使前面提到三军团打的洵口，团村战斗，和这次一军团打的温坊战斗，都不能发展为更大的胜利。
在此期间，我的心情是很苦闷的。在一军团，林彪执行“短促突击”特别积极。上边四月份提出“保卫广昌”，五月份又提出“保卫建宁”，七月中旬提出“保卫长汀”，九月底提出“保卫兴国”。我们军团今天在这里突一突，明天又在那里突一突，把自己的力量都突光了。我认为这样打在战役上不能解决问题。在战术上也不能解决问题，只是徒然消耗弹药和兵力而已。这些话，我只有和左权同志讲，林彪那时忽然在六月十七日发表《论短促突击》的文章，正受到重视，我是不放心对林彪讲这些话的。
对林彪发表这篇文章，我开始感到突然，仔细想想，也不奇怪。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后，大约在一九三四年二月上旬，李德到一军团来过一次，在干部会上大讲一通阵地战。干部们都听不懂。林彪说：“你们不懂，这种打法我也不懂，但不懂就学嘛！”突然发表《论短促突击》这篇文章，自然不仅是谈战术，实际上是他这时的一个政治上的表态。
到了十月，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日益陷于被动，“左”倾冒险主义者采取的单纯防御的方针遭到彻底破产。他们总不愿意让红军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实行机动作战，而提出“以碉堡对碉堡”，死守根据地每块“国土”，“寸土必争”，“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国土”还是丢了。红军被迫不能不作战略转移——走长征这条路了。
总之，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是偶然的，而是战略错误，路线错误。是王明“左”倾分子在中央排挤了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领导的必然结果，是否定了一至四次反“围剿”致胜的积极防御方针，执行单纯防御方针的必然结果。以碉堡对碉堡。实行“短促突击”，光在内线顶牛、拼消耗，不集中兵力，所谓两个拳头打人，六路分兵；既不敢诱敌深入，寻机歼敌，又不接受毛泽东同志将红军突入到闽浙赣外线去调动敌人回援的建议，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根据地的丧失，铸成了这次历史性的错误。但是只要革命的火种不灭，中国革命仍然是会胜利的。
§政治思想工作
回忆录写到这里，我想插入一段关于在中央根据地做政治思想工作的综合回忆。遵照革命领导者们关于政治思想工作的一些至理名言，谈谈我自己的一些亲身体会。因为我当时不过是军团一级的政治思想工作的贯彻执行者。之所以插在这里讲，也是因为红军中的政治思想工作，与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思想工作相比，又有许多新的特点，内容有很大的发展。而且在中央根据地，又是我学习和积累做红军政治思想工作经验打基础的时期。在总政治部时间很短，可不去说它。在一军团任政治委员时，按照政治委员的职责，我除了作为指挥员之一，参与军事指挥之外，日常主要任务，是领导和参与做好军团的政治思想工作。“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斗争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这是斯大林关于政治工作的名言。我在中央根据地的工作实践中，也有深切体会。
试问我们的每一个红色战士，为什么要当红军，他们都会回答你是为了“打土豪，分田地”。再进一步的问他，他会回答你：“为了苏维埃新中国！”“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更进一步问，他会回答你：“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每个农民参军，都经历了一个对革命目的由不认识到认识的过程，由初步具有这种认识，随后就变成每个革命战士终生为之奋斗的政治目标、政治思想和斗争信念。战斗力就是从这里生长出来的。
教育战士“打土豪，分田地”，战士们一听就懂。可是，为了使这些战士懂得什么叫苏维埃——这个直接音译过来的外来语，我们各级政工人员，可是费了很大的劲哩。费劲确实是费劲，可是战士们一旦懂得它的基本含义，就会对它产生强烈的感情。许多战士在临危授命时，是一面喊着“为了苏维埃新中国”，一面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至于共产主义，战士们都觉得比较好懂。他们早就希望将来有一个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压迫人的社会，他们把一切至善至美的理想都寄托在她身上。虽然觉得这个社会很遥远，但又觉得她很亲近。她每天都指导和鼓舞我们前进。所以很多烈士临终以前，都深情地说：“为革命而死，死而无憾。只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我看不到了！希望同志们……”
所以，有的人归结说：我们红军打仗，打的就是政治。如果说话的人，他不是轻视军事，不是轻视战术、技术训练，不是轻视后勤保障，而是用这种强调语气，说明政治工作在红军中的重要地位，我认为这是从某种根本意义上讲的，是正确的。那时敌强我弱，我们的装备和火力都远不如敌人，在人数上，敌也数十倍于我。我们之所以能打胜仗，除了靠正确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避实以就虚之外，主要靠压倒敌人的士气。士气从哪里来？靠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知道为何而战。这就要靠政治思想工作，靠平时经常的基本的和时事性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战场上强有力的宣传鼓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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