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印象还很深，在丁毛山地区，我们的斗争很艰苦，军务工作也很繁忙，可是军团却没有一个好参谋长。军团原先有一个好参谋长徐彦刚同志。徐彦刚和黄公略同志一起工作过，黄公略很赏识他，说他“做参谋工作当指挥员都行，文武全才”。后来二师缺师长，军委就又命令他到二师任师长。徐彦刚同志这个当过军长的人毫不计较，欣然赴任，真正做到能上能下，党性过人。他在二师当师长也很出色。第五次反“围剿”刚开始，他被调到了湘鄂赣任司令员。以后我们长征走了，徐彦刚同志就在湘鄂赣牺牲了。到了年底，军委派左权同志来当军团参谋长，以补徐彦刚的遗缺。我们想对新任参谋长有所表示，趁过年准备了一顿淡薄的年饭，而这顿年饭也被国民党的飞机炸掉了，年饭也没有吃成。
由于我们对福建事变坐失良机，蒋介石将福建事变镇压下去以后，转过头来又重新开始对我中央根据地进攻。即由中央军从东西北三面向我中心区作向心推进，粤军则从南面防堵。
这时“左”倾冒险主义者仍然不肯实行积极防御方针，而是由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一变而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处处设防，大力推行以碉堡对碉堡和“短促突击”。他们将红军的几个主力军团调来调去，我们一军团则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底被东调到了建宁以北地区。这时各军团从战斗部队到直属机关、分队，都被分配担任修筑堡垒任务，企图依托堡垒，实行“短促突击”。他们甚至将五军团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去守堡垒。由于他们采取这种战法，从一九三四年一月下旬到三月底，红军所进行的一系列战役、战斗，其结果，不是打成顶牛，就是中途撤退。一军团这时期打了凤翔峰、三岬嶂、乾昌桥等战斗。凤翔峰消灭敌樊嵩甫七十九师一个营，三岬嶂是我箝制部队坚决抗击和击溃数倍敌人的典型战斗，受到军团表扬。
三岬嶂，在黎川西南。从二月二十五日开始，一军团和友邻部队在保卫建宁的过程中，在这一带同敌人几个师展开了三天激战。敌人派出九十四师全力猛扑我军团侧翼的制高点三岬嶂。负责守三岬嶂的是我一师红一团。红一团团长为杨得志，政委为符竹庭。在主阵地上踞守的为一团二营，营长为陈正湘。这个营打垮了敌人九十四师多次多路进攻。敌人飞机大炮轰炸之声震动得整个山谷轰鸣，我二营打得只剩一百多人，但阵地岿然未动，最后一团协同我突击部队将敌人进攻的一师部队全线击溃，保障了我军团侧翼的安全。为了表扬这次战斗，我写了一篇《把第一团顽强抗战的精神继续发扬起来》的社论，发表在第三十一期《红星报》上。
个别战斗的胜利，挽救不了整个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被动局面。为了从战术上另找出路，二月十四日，我们军团由我和林彪署名，曾经向军委提了一项“关于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的建议”，陈述了一军团当时在建宁西北的守备阵地，纵横有数十里，防线太宽，兵力薄弱，弹药缺乏，工事不坚固；处处设防，处处薄弱，突破之后，工事往往反被敌人利用。建议今后不要处处修工事，力求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如若修工事，也只是在预定的战线上，有重点地修。这项建议，在我们今天看起来，自然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即使这种有局限的建议，军委也没有接受。军委复电，只承认我们在原则上是对的，同时告诫我们要坚决服从军委命令，找种种理由，根本不承认自己在战术指导上有错误，更不会承认是战略方针错误。
三月中旬，一、三军团在南丰的三溪、三坑作战时，由于敌人的堡垒工事已构筑坚固，失去了击敌于立足未稳的时机。三军团向驻马寨进攻，碰了一个大钉子，伤亡两千多人。我们是从西南面向南丰进攻，因为地形不利，部队还没有展开，就接到彭德怀同志要我们支援的电报。当时一、三军团相距三十里，已是傍晚，天下着雨，路又窄又滑，很不好走。我们顾不得这些，就紧急率领司令部摸黑向三军团靠拢，部队随后开进，前往驰援。赶到离三军团原先的阵地约十里地时，已经是黑夜，看到阵地上到处都是手电筒的亮光，我们判断敌人已经占领了三军团原先的阵地，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没有误入敌人群中。果然，不久就看到三军团的电台和部队三三两两地撤下来了，我们就在那里收容掩护他们后撤。三月二十五日在泰宁以北的新桥之战，也由于敌人钻进了五军团以前修的碉堡工事，我们啃不动，没有打好。
四月中旬，敌人集中了十一个师的兵力沿甘竹河分左右两路进攻广昌。保卫广昌的政治命令，是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一日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博古、军委主席朱德、代总政治部主任顾作霖联合署名下达的。命令中强调的仍是李德那一套：“我支点之守备队，是我战斗序列之支柱，他们应毫不动摇的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完全是单纯的阵地战。李德一度亲自到前方指挥。博古也亲临前方为他撑腰，但仍然固守他们消极防御的那一套。他们调集了红军主力一、三、九军团的九个师同敌人决战，从四月十日到四月二十八日，打了十八天，部队遭受极大损失。最后广昌还是失守了。
一军团在保卫广昌时打的一些战斗，如甘竹战斗等，伤亡消耗都比较大。从甘竹到广昌，不过二十多里，敌人越接近根据地腹地，越是更加谨慎小心，每天只前进半里到一里，每进一步，边修公路边筑碉堡。我们在“死守广昌”、“寸土必争”的错误口号下，打了十八天所谓“守备战”。这就是说，我们在敌人飞机大炮轮番轰炸下，仍死守阵地。如果我们搞“短促突击”，就是等敌人刚从工事里出来，推进到离我们的工事几十或上百米时，我们就象猛虎一样扑上去打击敌人。可是等敌人一缩回碉堡，我们又得暴露在敌人飞机大炮的火网下战斗。最典型的是六月五日一、三军团在宁都西面打的古龙岗战斗，我们本来是想集中主力，伏击薛岳纵队四个师的一部分。但是由于执行的是“短促突击”战术，不诱敌深入，敌人离开其碉堡线才五里地，我们的部队就出击了，暴露了红军的主力，使敌人立即退回碉堡据点。结果是本来可以取得大胜利的战斗，仅仅以消灭了敌人一个营而告结束。我们自己的伤亡也不少。
七月，敌人开始了新的进攻。这时，“左”倾冒险主义者又命令红军实行“六路分兵”，“全面抵御”。使红军在一系列防御中继续受到损失。一军团转战福建建宁、泰宁一带，又打了不少消耗战。只有九月初的温坊战斗打得比较好。温坊现名文坊，在长汀东南。这次战斗，包括九月一日和九月三日连续打的两次战斗，是违背“短促突击”的原则，采取运动战的战术打的。我军参加战斗的主要是一军团，独立二十四师，九军团也参加了战斗，统一都归一军团指挥。战斗经过是这样的。八月底，我军即已侦知敌李延年集结了第三、第九、第八十三、第三十六等四个师于朋口、莒溪、壁州、洋坊尾一线，有向汀州前进模样。
这时我独立二十四师师长周建屏、政委杨英已率领该师在敌人前进方向之朱鬃岭、桥下、肖坊一线构筑工事，一面吸引敌人，一面等待着一军团到来。三十一日，一军团急行军赶到该地，第二天一时许，敌人李玉堂第三师第八旅两个团为由其构筑的封锁线出动，至正午时分，已进抵十多里以外的温坊。他们一面构筑工事，一面向我二师占领之制高点松毛岭阵地派出侦察警戒。其实我军团指挥位置也设在松毛岭上。敌人并未发觉。这时，我们已命令二十四师派出两个营先隐蔽地迂回到洋坊尾、马古头之间截断敌人后路去了。因为我们看到这确是消灭敌人的极好机会。我们早就认为，敌人的进攻，并非在所有的地方每次只前进二三里，而是看情况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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