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有一段话，说：“军事平均主义者到一九三三年，有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的说法，把红军主力分割为二，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那时的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且没有当时可能取得的最大胜利。”这段话就是指这个阶段的作战说的。
当时“长电”规定：将一方面军一部分组成东方军，先到闽西打十九路军，然后北上打抚河以东敌人，最后再会攻抚州。另一部分留在永丰、崇仁、宜黄、乐安地区进行箝制性作战，待东方军有进展后再北上会攻抚州。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相对弱小的红军，与强敌作战必须集中兵力，广大红军指挥员，特别是高级指挥员，对此早已深有体会。所以接到“长电”以后，周恩来、朱德和我们各军团在前线的领导同志都反对这个计划。但当时在瑞金的临时中央、中央局和军委的一些领导同志，根本不接受前线同志们的意见，三令五申，必须执行“长电”。于是三军团即于六月下旬急开忙赴闽西，由彭德怀同志兼任东方军总指挥。
七、八、九三个月东方军虽然在福建将乐、沙县、顺昌等地打了一些胜仗，但自己搞得很疲劳，伤亡和疾病减员也很大。彭德怀同志在他的自述里，多次提到中央根据地的两个兄弟主力军团——一、三军团，分开作战，就要打败仗；集中作战，就经常打胜仗。这是他从战争实践中得来的深切体会，是完全正确的。三军团东调以后，一军团和五军团则仍留在原地，改称中央军，由一军团统一指挥。六月中旬到九月下旬，我们就活动在乐安、永丰、吉水一线两侧地区，除八月底的乌江战斗，基本没有打什么仗，只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游击战，再就是打土豪征集资财。这样，主力红军用两个拳头打人，一个拳头被置于无用武之地，一个拳头刚打得过于疲劳，还起不到真正痛击敌人的作用。更主要的是，使蒋介石获得了喘息时间，他一面从容地在庐山与他的高级将领和外国顾问们策划第五次“围剿”的方针和计划，一面命令他的部队在根据地周围休养生息，补充物资、加固工事，准备新的进攻。开脚一步就走错，这是我们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八月底，我们一军团进行了乌江圩战斗，取得了消灭敌人一个师的重大胜利。
乌江战斗是八月三十一日打的。战前，一军团主力在茶口以东地区活动。一师侦察获悉，敌李思愬的第八十师，已于八月二十九日进至吉水县的乌江修筑碉堡。在这一线，吉水附近驻有敌人的第九十三师，枫坪驻有敌人的第二十七师的八十旅，永丰有敌第十师和八师所属的部队。敌人的根本企图是要在我中央根据地北线从赣江到抚河筑成一道钢铁封锁线。而乌江的第八十师，是其中新添的一个环节。我们研究了这一带的地形，决定利用这一带地形有利于我隐蔽部队的特点，以奇袭的手段，消灭乌江这股敌人，并打击援敌。
于是我们率领一、二两师，于八月三十日秘密进至茶口、大桥附近。命令一师（不含一团）于三十一日三时出发，经八江、桑园绕至乌江西北，切断乌江至吉水的交通，并箝制枫坪的敌人，战斗发起后由西向东攻击。二师及一师的一团，则由二师师长徐彦刚和政委胡阿林率领，经桑园正面向乌江之敌展开攻击。我则和林彪带着军团指挥机关，紧跟二师前进。当天部队展开之后，适逢大雨如注，雷电交加，各个部队正好利用这个天气，出敌不意地袭击敌人。接敌之后，五团与占领马鞍山的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六团配合向敌冲锋，占领了马鞍山。一团、四团则占领了小孤山，向乌江展开猛烈的侧击。这时一师的部队也从西北方向兜击过来，对乌江形成四面包围。至十九时许，敌人除一小部逃窜外，其余全部缴械投降。敌第八十师被我消灭了。
乌江战斗共进行了约近四个小时，全歼敌人近四千人，其中被打死的一千多人，俘虏的二千多人，俘虏中有二三八旅旅长何文鼎和团营级军官多名，并缴获许多武器弹药和军需用品。可惜，敌师长李思愬乘黑衣带少数人突围，逃到了八都。乌江战斗，是我军自黄陂、草台冈两大胜仗以后的又一次较大的胜利。这次胜利证明，只要我们善于捕捉战机，集中兵力，出敌不意，攻其不备，消灭敌人一个师或一个旅仍然是有可能的。但如若要想将战斗的胜利发展成战役的胜利，当时则是不可能的，因为执行了“两个拳头打人”的方针。所以个别的胜利不能扭转当时全局上的被动局面，没有能阻止住敌人逐步完成吉水、永丰到乐安、宜黄的堡垒封锁线。
§参加第五次反“围剿”
一九三三年秋天开始，蒋介石集结了一百万兵力，以五十万专门对着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
“围剿”一开始，敌人的战术变了，即在中央根据地四外修筑碉堡。这是一个战略性的变化。它不长驱直入，而是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一边前进，一边筑碉堡，平均每天只挪动二三里，但步步朝着我中心区和主力所在地进逼。它要求，军事行动紧密配合政治需要，就是蒋介石所说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配合“步步为营”战术，政治上推行清乡、保甲制、连坐法、政治怀柔等反动政策，再加上经济封锁。其总的目的用北路军司令陈诚的话来说，就是要从军事、政治、经济各个方面“抽干塘里的水，捉塘里的鱼”，消灭红军，消灭根据地。
面对着这种形势，当时如果我们党的领导仍然象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一样，不犯错误，是可以有办法克敌制胜的。但是党内情况不是这样。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已经发展到居统治的地位，使我们对敌人的这种战略性变化，不能采取正确有效的对策，而采取了先是冒险进攻，后是消极防御的错误的战略方针，导致了中央根据地的丢失，红军不得不作战略转移。一九三三年初，临时中央迁入中央根据地。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博古、洛南等同志先后到达瑞金。第三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也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到达瑞金。中央和这些同志的到来，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根据地及其邻近根据地得以进一步贯彻。而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又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顶点。他们对形势作了极端错误的估计，说什么中国已经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在对敌斗争中，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指导方针。这些都直接造成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博古、李德等实行的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方针。这个方针是这么来的：九月二十八日，敌人占领黎川。 “左”倾冒险主义者不采取过去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方针，却命令红军北上就敌，企图恢复黎川，保住“国门”。这时，我们的三军团在黎川东北的洵口，与敌人吴奇伟的第六师十八旅三个团打了一个遭遇战。我们先敌开火，先敌展开，占领阵地，冲垮敌人以后，又紧接着追击，把敌人高级军官到前方视察坐的小汽车都缴到了。这一仗共消灭敌人两个多团，俘虏一个旅长。仗是打得不错的。这本来是出敌不意，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在当时敌人兵力超过我们多少倍，强敌压境的总形势下，是带有一定的偶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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