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
一九三〇年五月，我来到了上海中央特科工作。
中央特科，是党中央的情报和保卫工作机关。我到特科时，它的主要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及时了解敌情，以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工作同志的安全；营救被捕同志和镇压叛徒、特务。当时的特科由三个人领导：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恩来同志是决策人。日常工作由顾顺章负责。向忠发挂名不管事。
调我到特科的意图是，为了从政治上加强特科。中央发现顾顺章吃喝嫖赌抽大烟，样样都干。他把这些特科工作的掩护手段，变为追求个人享受的目的，日益腐化堕落，引起了党的警惕。顾顺章这个人过去耍魔术，在上海开过一家魔术店，是个流氓无产者。他在党内掌握了一部分权力之后，就趾高气扬，胡作非为。当时还没有想到他会叛变，只是感到，如果放任他这样下去，会出问题。调我来，就是为了约束他的放荡行为。
到了上海，经过李立三同志谈话后，我就到顾顺章那里报到。他猜想到所以调我来，是对着他的，对他的放荡行为是不利的，所以，就想各种办法刁难我。他是特科负责人，要给你小鞋穿，你有什么办法。他晓得我们这些人从国外学习回来，没有搞过特科这种事，初来上海，人生地疏，经验不足，就专门派给你一些很困难很危险的任务，你能说不去执行吗？不过，并没有难倒我，交代的任务我都完成了。
当时在特科搞具体领导工作的，除了我以外，还有陈赓、李强等同志。特科的工作是紧张活跃的。我们派了象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这样一些好同志打进敌人的要害部门。所以，往往敌人还没有出动，我们就知道那个机关或那位同志已经暴露，就立即通知转移，敌人经常扑空。甚至连蒋介石调动军队向我军进攻的情报，有时也能得到。在白区斗争中，叛徒最危险。在获得了确切证据以后，我们就对叛徒进行镇压，这是不得已的事情，否则我们在白区就难以生存和斗争。我们的重要任务就是镇压叛徒和特务。在特科工作时极为劳累紧张。白天整天在外边活动，夜间要很晚才得回来，有时过午夜十二点，而早晨四五点钟，在煤油炉上热点泡饭，就着咸莱，吃了又出去了。有时则通宵达旦开会或采取行动，几乎天天如此。
在上海地下工作期间，我仍是以新闻记者身份作掩护的。因为新闻记者可以到处跑，行动方便。做地下工作，有恰当的职业掩护，才能深入到各种群众团体之中，广泛地接触群众，而不被敌人发觉。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到特科工作不久，一九三〇年六月，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同志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这个决议案，不考虑在白区要积蓄力量，隐蔽待机的必要性，而幼稚地认为，革命已经具备了取得胜利的条件。所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总暴动，尤其是大中城市更要首先发动，以形成所谓“革命高潮的中心”。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制定了在各个中心城市举行总起义的计划，并命令红军向大中城市发动进攻。又是打长沙，又是打南昌、南京、武汉，提出了所谓“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简直是在白日做梦，实在是毫无道理，脱离实际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到了可笑而又不可原谅的程度。在这种背景下，一九三〇年七月，李立三叫刘伯承同志到武汉去策划起义，以迎接各路大军在武汉会师。要我去组织镇江起义，成功后，再进攻南京，最后，和攻打长沙、南昌的我军会师武汉。
就这样，伯承同志带了刘云同志去武汉。刘云，湖南人，也是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到过莫斯科，学过航空，回国后曾到黄埔一期学习，是个人材。但就是这么两个人，要想在武汉发动起义，这不是笑话吗！结果，他们到武汉后，还没有怎么活动，刘云同志就被捕了，不久即遭杀害。剩下伯承同志一人，只好回来了。
我到镇江，情况和他们也差不多。我问，起义有些什么力量。回答说，医院里有一批伤兵，被我们争取过来了；还有一股土匪，也可以争取。我带了两个人去，一个是伍云甫同志，湘南起义的，搞无线电工作；还有个年轻的工人，湖南人，也是搞无线电的，名字忘了。我们分头到了镇江，他们两人去，目的是事成之后，用无线电和中央联系。
到了镇江，我们分开住在旅馆里。按规定的接头办法，我去找镇江县委书记，没有找到。因为对镇江地形不熟，既然要组织起义，总得熟悉一下地形，就上街去买了一张镇江地图。等我回到旅馆，看到我住的房间门开着，有两个人在那里翻东西，我看不对头，出问题了，就立即走开，没有进去。从旅馆出来，到哪里去呢？这时已经傍晚，街上行人逐渐少了，老在街上转是有危险的，就只有到澡堂里去，好在当时镇江的澡堂特别多，而且是通宵开放的，用洗澡来消磨时间。当天晚上，在这家澡堂洗了澡，躺一段时间，到另一家澡堂，又洗个澡，躺一段时间，一夜间连换了三个澡堂，洗了三次澡，才挨到天亮。早晨，街上有行人了，天下着小雨，还有些凉意，我雇了一辆三轮车，把帘子放下，到了火车站，坐上火车，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后，才知道伍云甫他们两个人还没有回来。于是，我接着又返回镇江，到了镇江，当地报纸已经登出我镇江县委机关被破获的消息。我连忙到旅馆找到了伍云甫他们。听他们说，没有遇到危险，还在等我的消息。我告诉他们，县委书记被捕了，机关已经被破坏。随后，我们一起回到了上海。
回来后，我向李立三说了事情经过，镇江根本没有发动起义的可能。李立三他们对这些还不相信，顾顺章还派人去镇江核实情况，得知县委机关确已被破坏，书记被捕，这才了事。
李立三同志当时还准备在上海发动总同盟罢工，使之演变成起义，武装占领上海。后来，知道力量实在不行，才没有搞。一九三〇年九月，瞿秋白、周恩来同志从莫斯科回来后，由他们主持，召开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我列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清算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立三同志随即离开中央，到莫斯科去了。三中全会后，形势有所好转。
我在特科的工作时间不长，大约只有三四个月，由镇江回来不久，就到了中央军委。当时中央决定，要加强军委的工作，下面设立办事机构。中央军委设总政治部、参谋部、武装工农部、军务部、经理卫生部（即后勤部）、士兵运动委员会等。各省军委也相应设立这些机构，只是把部改称处或科。我到军委，仍然作恩来同志的助手。
我的工作变了，住址也随着变动。这年的九十月间，我搬到四马路跑马厅西北不远的一个弄堂里。这里是一幢小楼。这时，我们的女儿出生了。我们一家人住在楼上，楼下是房东，欧阳钦同志夫妇住在厢房。欧阳钦这时也在军委工作。这个地方条件好，靠近繁华地区，也靠近中央机关。做地下工作，能靠近热闹地区就很有利，成夜不断人，活动方便，一旦遇到敌人，也容易摆脱。有一次，遇到叛徒盯梢，我在人群里一挤，然后进了百货公司，上了电梯，发现那个叛徒也跟上了电梯，于是我就向人多的地方挤，又上了电梯，这样，三转两转，就把那个叛徒甩掉了。要是在人少的地方，就麻烦了。
在这里住的时间也是三四个月，春节过后，我们又搬到法租界一幢小洋房里。这是幢三层楼房。我们一家住二楼，三楼是李富春、蔡畅同志夫妇，楼下作会客室。
做地下工作，经常要搬家。这可是件苦事。搬家要另租家具，另找铺保，熟悉环境，又要重编一套掩护自己身份的理由。总之要处处小心，以免稍有不慎，暴露自己，招致危险。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又不得不经常搬家。到军委工作不久，我和刘伯承、叶剑英、傅钟、李卓然等同志一起，商量翻译条令的问题。恩来同志对此也很赞成。当时，江西前线不断传来我军胜利的消息。我们认为，翻译一本苏军的步兵战斗条令和政治工作条例，对前线会有所帮助。伯承、剑英、傅钟、李卓然同志都是由苏联学习回来的，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俄文基础。所以，组成两个摊子，由伯承、剑英同志负责翻译步兵战斗条令；由傅钟、李卓然同志负责翻译政治工作条例。军委从各方面给予支持。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这两本书都翻译出来了，并送到了各个根据地。这就成了我军的第一个条令和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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