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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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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四月份,我到了唐山,和我同行的有张昆弟同志,也是留法勤工俭学的。他回国后,搞工人运动,到顺直省委的时间也早,对唐山情况比我熟一些。我们的任务是想布置“五一”罢工。当时唐山也是阎锡山的势力范围,特务活动不那么厉害。不过,我们活动也有困难。上班的时候,街上冷冷清清,没有什么人,活动不方便;下了班,到处都是工人,我们又不象工人,因为工人的衣服很黑,手脸也黑,我们却穿得干干净净。为了能在工人里头工作,我也就穿上了工人服装,把手脸都抹黑了,跟矿工一个模样。住的地方也很困难,住旅馆吧,你是个浑身黑的工人,怎么住得起旅馆呢?自然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和怀疑。

  因此,我们商定,分头住在工人家里。我住在一个单身汉工人家里,这个工人是共产党员,年龄较大,是个跛子,人很忠厚,大家管他叫老刘。他一人住一间小房子,一条小土炕,我俩就睡在那个小炕上。一天早晨,他赶早去上班,我还没醒。北方的四月,早晨还冷,他在土炕里加了很多煤,又把房门关得严严的。他是一片好心,我却遭了殃,中了煤气,头疼得很,昏昏迷迷,不知道是怎样滚下炕来,把门打开的。打开了门,透过一阵风,我才清醒过来。

  怎样接触工人群众呢?我们在食堂吃饭,发现食堂是个好地方。和工人一块排队,一块吃饭,围在一起,边吃边聊天,能接触很多人。而且,这种地方没有侦探。就这样,每次吃饭时间,就成了我们活动的好时机。工人上班的时间,我和张昆弟就花上三五角钱,去打个茶会,避免在街上走来走去引人注意。

  后来,还是被敌人发觉了。不过,工人里边消息也很灵通。一次吃饭时,有个工人告诉我,敌人发觉你们了,你们还是躲躲好。由于我们在唐山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按原定计划,还要到北平去。这样,我和张昆弟同志就离开唐山,回到天津。后来听说我们走后,敌人搜查了我那个住所,当然是一无所得了。

  贺昌后来也去了唐山一趟,他去后,没有活动就被人家怀疑上了,他就躲在铁路上一节运货的车厢里,被火车拉回天津。

  我到北平的时间,大致是在四月下旬。到北平的任务,是布置“五一”撒传单。这是我第一次到北平,这个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给我的印象是比较脏,晴天风沙弥漫,雨天满街泥泞,马路上骡马很多,甚至还有骆驼。

  在北平,找住处也很麻烦,住客栈,有警察查店,很不安全;没有办法,我就找关系住在北大,就是沙滩那个地方。也是一间很小的房子,一条土炕,一张桌子,很简单。我和一位朝鲜同志住在一起,这个朝鲜同志是个学生。住这里的好处是,警察不来查店,另外,当时我们的年龄、装束,混在大学生里面是最相宜的。吃饭也方便,那时的沙滩,有很多小铺子。到四川小饭馆,早晨吃点豆沙包,喝碗豆浆,就可以凑合过去。我住在沙滩,既安全,又自由些。做学生工作,比在唐山做工人工作要方便得多。在这里还有这样一个故事。

  当时,北平市委书记是胡锡奎同志,是经过莫斯科学习回来的。“五一”节前,我们写了个稿子,由胡锡奎带去印,准备“五一”散发。胡锡奎是个近视眼,又是黄昏,到预定的地方,没想到敲错了门。发现门敲错了,你就赶快走啊,他没有。他这个人穿得很不象样子,又不修这幅,人家以为他是小偷,就抓了起来,送到公安局去了。公安局也把他当成小偷,根本没有审问,第二天早晨揍了他一顿,叫他滚。他的传单稿子还在身上,敌人没有搜身就把他放了。所以,我们都和他开玩笑:“你是糊里糊涂进去,又糊里糊涂出来。”有时就叫他“胡地涂”。

  这样一个故事,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竟还引起了一场风波。事情是这样:抗日战争时期,在晋察冀根据地,有一次我和彭真同志聊天,我向他讲了“胡地涂”的故事。他接着说,不仅胡锡奎有“胡地涂”的故事,陈伯达也有过。他也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糊里糊涂地被抓进去,后来,被福建军阀张贞花了点钱保了出来。因为他跟张贞是同乡,又在张贞那里做过事。可是他出来之后,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就又糊里糊涂地回到了监狱。

  陈伯达的这个故事,“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次在西山剑英同志寓所聊天,我向他聊过。当时,我们并没有别的任何意思,只是当作笑话说说,不知怎么回事,很可能是那里装了窃听器,因为在场的只有我和剑英同志,没有第三个人。我们的这次谈话,被陈伯达知道了,而且,所说的话,和我们讲的完全一样。

  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陈伯达和我编在一个小组,他想整我,但他不敢正面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他拿不出什么材料,就只是责问为什么在背后议论他的历史问题。一天,恩来同志就这个问题打电话给我,问我是怎么一回事。我说:我们是讲过,但不是为了抓他的辫子,为了整他,我们没有这个想法,只是聊天而已。

  陈伯达作贼心虚,他对这个事情很敏感,手段也很毒辣。表面上一套,而暗地却大肆活动。叶帅也跟我讲过,陈伯达这个家伙很坏。他想了许多点子,妄图消灭他这一段历史罪证。南汉宸同志知道他这一段情况,他就把南汉宸逼死了。他还在天津、北京等地,到处查找与他这段历史有关的材料,把许多材料都收去了。粉碎林彪政变阴谋以后,把他抓了起来,他才交代说,他之所以如此过敏,就是在那一次被捕时,他向敌人自首了。但这种情况,过去我们并不知道,我对这个人连认识都不认识,只是我向彭真同志讲到胡锡奎的故事时,才听彭真同志说的。彭真同志那时也不知道,还当作他真是糊里糊涂进去,又糊里糊涂出来的呢!没想到聊聊天,竟闹到这般程度。

  在北平的“五一”节,也只是撒了些传单,贴了点标语。当时,“左”倾盲动主义的领导就是这样,没有什么远大的方针和部署,每逢“五一”,就要搞点示威游行或撒传单、贴标语之类的活动,目的不外乎告诉人们,共产党还存在,并没有被消灭。我在北平没多久,又很快回到天津。

  顺直省委是沿用的老名字,范围上除包括平、津以外,还管河北、山西。我们当时在河北的工作,要比山西强些。河北省抓地方工作的郝清玉,是个好同志。前几年,他儿子还写信给我,叫我证明一下他父亲的问题。我回了信,并证明郝清玉是烈士。当时,我们去农村很困难。风土、人情、穿着、语言,我们这些外乡人,都与当地农民不一样,所以很难活动。郝清玉就不同,他经常到农村去,象大名、磁县等地方,我就记得他去过。后来,他被捕牺牲了。

  顺直省委也有军委,主要是抓兵运工作。省军委负责人是廖化平,他后来叛变了,给北方的军事工作造成很大的破坏。薄一波同志那时也在省委做兵运工作。我从北平回到天津不久,就接到中央命令,调我到上海工作,“五一”以后,我就离开了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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