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教导团的起义行动是由叶剑英同志指挥领导的，但当时他已不兼团长。我到教导团时没有碰到他。而是碰到了当时的团长，名字忘了，是河南人，保定军官学校的。我对他说，现在情况紧急，再坚持下去已不可能，总指挥部命令立即经花县向海陆丰方向撤退。教导团是一支经过良好训练的部队，也比较集中，行动迅速，得到命令后，马上集合撤退，保持了完整建制的一千二百余人，退到了花县。十二月十六日，在花县进行了整编，和其他跟着出来的零星人员，组成了一个师。以后，又转到了海陆丰。
工人赤卫队就不同，队伍多数分散在各区作战，通知到就很不容易，队伍又难以集结。有些联队好一些，有的联队就很混乱，或者没有通知到，或者难以组织撤退，最后，在与敌人巷战中受到严重损失，被捕的同志全都遭到杀害。工人赤卫队受的损失最大。
到了十三日，整个广州就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失败之后
起义失败以后，敌人进行了疯狂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军警满街搜捕，听讲话不是广东口音的，抓住就杀，甚至连问都不问，看你不象本地人就杀。有些人在街上过，想看看热闹，也被杀害了。据后来看到的书报记载，十二月十三日以后的五六天时间，敌人枉杀广州人民多达五千七百多人。看，反革命对革命人民是多么残忍啊！
白色恐怖极其严重，在街上活动异常危险。我在安排了部队撤退之后，天已很晚，就往八旗会馆附近住地走，在路上碰到商团搜身，把我的一支钢笔搜走了，因为不会广东话，只有不吭声。回到住地，天还没亮，没有敢叫房东的门，怕引起人家怀疑，就坐在楼梯口等。直到天亮，房东开门之后，我才大大方方地上楼。房东说，你起得这样早呀？我说，是啊，不知道街上发生了什么事，出去看了看。
我在住地呆了三天之后，才回到香港。杨剑英同志在我之后也回到了香港。
到达香港的时候，也是很危险的。敌人搜身很厉害，发现你身上有红线头，就说这是佩带红带子留下的证明，就把你抓起来。而我的红带子，藏在衣服口袋里，一起装进了箱子。到了香港，敌人检查了箱子，没有查出来。等我回到旅馆，整理衣服时，发现红带子还在，又躲过了一次危险。
到香港不久，找到了省委机关，找到了黄锦辉。刚到的几天，我们收容了一批从广州转来香港的同志，作了妥善安置。
广州起义失败后不多久，李立三同志就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香港，处理善后事宜。这个同志思想一贯“左”得厉害。这次，他仍以“左”的错误思想来指导工作，不但没有能认真总结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未来斗争的正确方针，反而使革命继续蒙受损失。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下旬，省委要我到韶关地区去通知朱德同志（这时他化名叫王楷）率领的部队：广州起义已经失败，要他们不要再来广州，而是向湘南转移，以免遭受损失。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他们原定也是要来广州参加起义的。韶关地区当时在云南军阀范石生的控制之下。我到了韶关的马坝（即曲江），一打听，朱德同志他们已经向粤北、湘南方向撤退，又追了一阵，仍然没有追上，我就回来了。原来朱德同志早年在云南讲武堂毕业后，曾在滇军里面工作过，与范石生早就认识。在韶关附近时，曾得到过范石生物资上的一些接济。广州起义失败，范石生怕牵连自己，又表示不忘旧谊，通知朱德同志赶紧带队伍离开韶关地区。所以他们得以及时转移。
我一回到香港，李立三又要我去追教导团，通知他们向海陆丰转移。我对这一路不熟悉，又不懂广东话，这一路是起义军撤退的主要路线，敌人戒备一定很严，危险太大。而且我说明，原来就已经通知教导团向海陆丰撤退，没有必要再去通知。但李立三仍然坚持要黄锦辉去。结果，锦辉同志在花县附近被捕牺牲，他是广西人，黄埔一期的学生，毕业后就在广东区党委军委给恩来同志当秘书，我们在一起共事，北伐战争时，他留在广州。这次为了一个不必要的任务，牺牲了一位好同志，使我心里甚为难过。
一九二八年一月中旬，省委在香港召开会议，全面检查广州起义问题。参加会议的人相当多，我记得的有张善铭、恽代英、周文雍、陈郁、黄平、吴毅、杨殷、邓发等同志。当时张善铭虽然是省委代理书记，但实际上是李立三主持会议，他独断专行，把起义说得一无是处，完全抹杀了同志们的革命热情和大无畏的英勇献身精神。他指责这次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省委领导犯了军事投机和盲动主义的错误，在关键时刻动摇，对起义指挥不力等等。会上，许多同志不同意他的意见，有的还举出“巴黎公社”的例子，要他正确对待这次牺牲了几千名同志的群众起义。但李立三根本听不进去。最后，他采用了惩办主义，决定处分大批同志。与会同志坚决反对他这种蛮不讲理的态度，我也感到非常愤慨。
会后，李立三同志自己担任了省委书记，并把处分决定上报给中央。中央也认为这种做法不妥，于同年三四月间派恩来同志来到香港，重新处理这件事情。恩来同志到后就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他全面分析了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与经验教训，对有错误的同志也提出了批评，并宣布原来的处分决定无效。大家认为恩来同志是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省委根据恩来同志的意见，又重新作了一个决议，基本上接受了中央的批评。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几个月之后，这件事又闹到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虽然大会对广州起义作了专门决议，称之为与“巴黎公社”有同样的价值，每年十二月十一日，全党要发动工农兵群众去纪念它，研究它的教训。但王明却在这次会上对起义横加指责。起义时他不在广州，竟指手划脚洋洋万言地写了一个《广州暴动纪实》。他不加分析，说叶挺起义前夕才到广州是失职。叶挺同志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到了日本，住在基督教办的青年会那里。我们得知同住在青年会里的有薛岳的弟弟等。我就叫叶挺的老女人到日本去一趟，通知叶挺赶快离开日本，否则有危险。“六大”前，叶挺同志奉命赶到了莫斯科，本来是想去把情况说清楚的。但王明等人根本不听他的申明，不看他的报告，一味地批评指责。叶挺受了委屈，一气之下，离开了莫斯科，脱离了党，到德国流亡去了，直到抗战开始，才重又回国参加革命。
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是值得认真总结的。
广州起义失败以后，一九二八年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总结了起义失败的一些具体教训。概括起来，大致有这样一些要点：
第一，事前没有充分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去发动群众。起义爆发之后，甚至不少党员还不知道该怎么办。
第二，指挥机构不健全。叶挺虽是总指挥，实际上只能指挥我们所掌握的部队，对工人赤卫队就很难实施有效的指挥。这样大的一次起义，没有有效统一的指挥，是很难取得胜利的。
第三，起义时没有占领邮电局，没有把邮电系统控制起来。结果，我们已经差不多占领了整个城市，敌人却仍能利用邮电通信工具调动部队来进攻我们。
第四，没有退却与撤退方案。当遭到敌人强大部队反击，不撤退就要被消灭时，匆忙退却，秩序混乱，以致连缴获的大量武器，象大炮、机枪、几百箱子弹等，不仅没有带走，甚至也没有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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