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经过
十二月十一日凌晨，起义开始了。最先行动起来的是教导团，他们先处决了反动派派来的代理团长朱勉芳，然后与工人赤卫队联合起来，兵分几路，向敌人的重要据点展开进攻。
炮兵团是敌人的重要部队之一，是我们进攻的第一个目标。这个团，是北伐军到达河南，缴获了一些火炮以后建立起来的，当兵的大多是俘虏来的河南、山东人，雇佣观念很强，对政治稀里糊涂。起义部队一攻击，士兵们没有什么抵抗，就将炮交出。
教导团第一营营长叶镛同志率第一营为主力，在工人赤卫队配合下，向市中心敌人的主要据点——公安局进攻。开始时遇到了保安队的顽抗，但在我军的猛烈进攻下，保安总队长被我们击毙，保安队就全部交了枪，我们便占领了公安局。
进攻长堤八旗会馆的部队，也很顺利，我军从外部进攻，内部有觉悟的士兵起而响应，里应外合，将敌人解决。接着，我军就沿长堤攻击海军总局，新编第二师师部等。由于我们起义提前，突然袭击，敌人措手不及，所以大部分据点都被我们顺利占领。
到十一日中午，广州市珠江以北的敌人据点，如公安局、观音山、广九车站、电灯厂、中央银行等地，以及炮兵团、敌人各后方机关、儿个师部等军事要点，都被我们占领，各处的敌人，大部交了枪。我们没有攻占的地方只剩下四处：长堤的四军军部，四军军械处，李济深的公馆和检察院。这些地方，由于敌人顽抗，又处于不利地形，所以没有攻下。珠江南岸仍为李福林的第五军所盘据，隔江和我们对射。
占领公安局以后，我便进入公安局，按预定计划，起义总指挥部就设在这里。我当时作为省军委的负责人之一，起义的两天中，就一直在总指挥部工作。张太雷、叶挺、恽代英等领导同志也经常在指挥部。我的办公地方，就是公安局长朱晖日原来办公的房子。
整个起义过程中，表现最好的是教导团。他们在党员同志带动下，作战勇敢，组织严密，成为起义中的突击力量。许多重要据点，都是以教导团为主，在工人赤卫队等配合下攻占的。此外，在我们党掌握下的警卫团几个连和宪兵一连，表现也很好。工人赤卫队虽然临时组织起来，指挥不大容易，但大家作战都很勇敢。尤其是由赵自选同志率领的以农民为主的农工纠察队，他们组织得好，战斗力更强一些。我们占领公安局以后，释放了在押的政治犯，其中有“四一五”事变被捕的一百多名黄埔学生。半年多的监狱生活折磨，使他们个个身体瘦弱，脸色苍白，头发很长，但都很精神。他们自动组织起来，到指挥部请求给予战斗任务，而且作战中都很勇敢，许多人英勇牺牲，有六七个同志过于虚弱，甚至在紧张的斗争中累死了，情形实在感人。此外，当时在黄埔军校的崔庸健等几个朝鲜同志，也参加了广州起义，他们表现得都很勇敢。
十一日午后，观音山发生了激战，敌人有一个团的兵力进行反扑，占领了观音山。之后有部分敌人向公安局进攻，一直冲到公园前，在离公安局不远的地方，双方在街的两边对射，形势非常危急。我们组织所有人员参加战斗，我也直接参加了作战。没有工事，就把米袋搬来当沙包做掩体。虽然，大家从起义开始，都没有饭吃，但工事却是用米袋做的。我和黄埔军校的一位朝鲜同志相配合，在那里和敌人战斗了一阵，那位朝鲜同志是个机枪射手，打得很英勇。在大家努力反击下，将这股冲到公安局附近的敌人击退。接着，教导团一部分，在工人赤卫队配合下，对占领观音山的敌人进行反击，又重新夺回了市区的这个重要制高点。
十一日一天，我们几个人一天一夜没有合眼，也都没有吃到饭，参加起义的同志也大多如此。由于过于匆忙，连起码的后勤支援工作都没有组织。象吃饭问题，沙包是米袋做的，粮食到处有，找几个人做点饭，或者是筹备点干粮，或者是到饭馆去搞点吃的，都可以嘛，但这些都没有做。
起义胜利后，缴获了很多武器。前来参加起义的工人很多，但真正会用武器的人不多，所以不能形成战斗力。
十一日晚上，我和叶挺同志分析后认为，十二日这一天将会是非常紧张的，敌人的反扑，可能会达到高潮。我们怎么办，应该有所部署。经过一再催促，到十一日深夜十二点钟，起义领导人才在公安局总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了形势，讨论了下一步行动。叶挺分析了形势，说明广州周围敌人兵力太多，而且近在咫尺，一旦组织起来，向我反扑，形势对我们很不利，提出最好不要再在广州坚持，把起义队伍拉到海陆丰去。我是赞成他的意见的，应当撤离广州，以避开敌人的锋芒，转到乡下，保存实力。但是，既不懂打仗而又非常主观的诺伊曼，却教条主义地认为，搞起义只能进攻，不能退却。他甚至声色俱厉地批评叶挺撤出广州的主张是想去当土匪。前面说了，张太雷等同志不懂军事，只听诺伊曼的意见，没有支持叶挺的正确主张。于是，叶挺从此就不再讲话了。
诺伊曼的主张是什么呢？他仍然死抱住列宁格勒那一套，主张固守已占领的阵地，对抗敌人，立即召开工农兵大会，宣布苏维埃政府成立，革命就算成功了。
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两点多钟，诺伊曼不仅不考虑撤退，反而下达了凌晨四点钟重新进攻的命令。命令要求肃清长堤的敌人，然后向四军军械处、河南等地进攻。可是，下达命令离发起攻击的时间只有一个多小时，当时情况比较乱，无法组织进攻行动和通知有关部队，而且起义部队经过一天一夜的紧张战斗，疲劳已极，所以，命令实际上等于零。
不出所料，到了十二日，情况就严重恶化了。张发奎、李福林、黄琪翔、朱晖日等在河南第五军军部策划好了镇压起义的行动。十二日一早，李福林的第五军，在帝国主义军舰炮火的支援下渡过珠江，从四面八方向市中心推进，各路起义军虽然自发地进行了英勇抵抗，但终于因为力量过于悬殊，又缺乏统一的部署和指挥，我们逐步退却，总的情况是越来越危急。
接着就是张太雷同志的牺牲。十二日上午，不顾枪炮声到处在响，起义的领导机关就十分仓促地在西瓜园召开群众大会，群众自然有顾虑，直到中午时分，到会的人数仍不是很多。张太雷同志亲自主持大会，宣布苏维埃政府成立。在开宪会回来的路上，由于不注意警戒，中了埋伏，被敌人冷枪打成重伤后不幸牺牲。太雷同志的牺牲，是一个很大的损失，领导机构以至整个起义都失去了核心。
位于公安局的起义总指挥部，在起义胜利之后，接收了各方面送来的大批战利品；十一日俘虏的将近一个团的敌人和缴获的几十门炮，也集中到这里；人们进进出出，整个形势混乱得很，指挥部本身也显得十分忙乱。
十二日黄昏，我和叶挺一起到财政厅的天台上去观察各处的战斗情况。我们看到，有一股很大的敌人从观音山上下来，形势显然很不利，我认为再坚持下去只能是无谓的牺牲，我问叶挺怎么办？他没有吭声。我知道，由于诺伊曼的不切实际的批评，加上形势已经出现了难以收拾的局面，他的心情当然是不好的。于是，我接着说，现在不能再坚持下去了，必须马上撤退，否则就有被消灭的危险。他听了之后，没有表示反对，我就赶紧返回指挥部去，下达撤退的命令。
我和叶挺分手，跑到了指挥部门口，遇到恽代英、陈郁等同志，我向他们说，敌人大部队已经攻上来了，你们应该赶快走，我来设法布置撤退。
进了总指挥部，找到黄锦辉同志，我们简短地磋商之后，就决定分头下达撤退命令。由于既没有通信员，又没有通信工具，也没有助手，就只好由我们自己去下命令。我不会广东话，街道也不如黄锦辉熟，我们商定，由我去通知教导团，黄锦辉去通知工人赤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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