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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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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第五章 广州起义

  §起义之前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我到广东省军委工作。当时省军委只有黄锦辉和杨剑英同志,省军委书记记得是张太雷同志兼的。

  我到省军委时,中央已经指示省委组织广州起义。所以,我一到省军委就投入到起义前的准备工作中去了。

  对应不应该起义,起义应该采取什么方式,起义前,省委是有争论的。大体上在香港的时候,对应不应该起义争论比较多;到广州以后,则对起义的方式争论比较多。

  我和黄锦辉同志等是不同意起义的。因为我们认为,当时全国革命形势正处于低潮,广州的形势也是如此,对起义很不利,想利用两广军阀的内部矛盾,夺取广州,组织全国苏维埃,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讨论中,我和黄锦辉反复说明了这些意见。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只隔三天,广州就发生了“四一五”反革命事变。我们党的许多同志被捕杀,进步群众组织遭破坏,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在广州最有威信的省港罢工工人,已经大部分被迫回到了香港。广州的主要工会,象机器工会等掌握在黄色工会领袖手里,我们能领导的只有印刷工会、汽车司机和手车夫工会等,人数不是很多。

  在农民运动方面,除海陆丰而外,广州周围地区农民运动的基础并不好。学生和一般市民,也因为白色恐怖严重,革命热情大受影响。在军事方面,李济深、张发奎、黄绍竑、薛岳、李福林等几个军就在广州附近地区,虽然当时粤系内部和粤、桂两派军阀之间,为夺取广东地盘而正在争斗。但一旦举行起义,他们必然会掉过头来,一致对付革命,那我们无论如何是应付不了的。这些都是明显的事实。

  当然,那时对发动广州起义,也有某些有利因素。比如,黄琪翔带着张发奎的几乎全部军队,与挂系黄绍竑的军队在西江地区对峙着,广州市内敌人兵力空虚,只有张发奎的教导团、警卫团、炮兵团、军部机关和一些保安队等;李福林的第五军,在珠江河南,是一支土匪部队,战斗力不强;张发奎的教导团,前面说了,是以武汉分校为基础组成的,是由叶剑英同志领导掌握的,我们党在那里有深厚的工作基础,全团一千三百多名学员和教官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靠拢党,同情工人阶级和土地革命,有一百多名党员在里面起骨干作用,而且教导团训练有素,战斗力比较强,可以成为起义军的主力;警卫团是张发奎到广州后招募一些人新组建的部队,人数比较少,里面也有我们党的部分力量;工人力量虽然受到削弱,但后来起义时,我们仍然组织了近三千人的工人赤卫队。这些都是有利因素。

  但两相比较,显然不利因素要大得多。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们真正靠得住的就是一个教导团,组织这样大的一个起义,光靠一个团怎么能行呢!所以,有的省委委员在讨论中也不同意举行起义。但广州起义是中央决定的,不同意见只是说说而已,起义准备工作仍在积极进行。省委同志陆续离开香港,到广州集中。我们军委的同志,黄锦辉先走,我与杨剑英大约在起义前个把星期来到广州,与黄锦辉会合后,即投入到紧张的准备工作之中。

  在广州,起义前我参加了几次会议,研究起义怎么发动的问题。当时,共产国际派了代表来指导起义。为首的是德国人诺伊曼,是个“钦差大臣”,也是个十足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者。他不懂得军事,没有实战经验,连打败仗的经验都没有,对中国的情况和广州的情况全不了解,又听不进我们的意见,只是靠本本,生搬俄国城市暴动的模式。在举行起义的方式上,他主张象当年列宁格勒那样,举行总同盟罢工,从罢工发展为示威游行,进而形成城市暴动,夺取政权,成立城市苏维埃。我们提出不同意见,说明这个办法不行,中国的情况同当年俄国的情况不同,广州工人的主要力量不在我们方面,搞不到多少人来示威游行,又处于革命低潮,示威游行即便搞起来,也不会有多少人响应。对发动起义的时间,诺伊曼竟主张白天搞。我们建议还是晚上搞,趁敌人警戒稍微松懈的时机,来个突然袭击,首先占领敌人的军事机关,成功的可能性比白天大。但对这些,诺伊曼都听不进去。

  还有一个苏联人叫霍希思特,是位将军。他不公开露面,在苏联领事馆里实施幕后指挥。起义失败后,张发奎抄了苏联领事馆的家,霍希思特将军被捕后牺牲了。

  当时领导起义的以张太雷同志为首的省委一些同志,象恽代英、陈郁、张善铭、周文雍等同志,很勇敢,革命热情都很高,但缺乏军事知识,没有武装斗争经验,有秀才造反的味道,往往都是诺伊曼等国际代表说了算,对领导起义的部署,作战指挥等都是考虑不周的。

  在起义前,我和黄锦辉除了参加有关的会议以外,主要是对各方面进行联络,了解情况,筹划解决军火等。我到广州以后,就在八旗会馆对面租了老百姓一间房子,作为军委的联络点。杨剑英同志就留在那里,不参加别的工作,专门负责同各方面接头。

  起义的日期,原定是十二月十三日,后来,被迫提前了。所以,一方面整个起义显得很仓促,另方面也把诺伊曼的那套错误计划给打破了。被迫提前的原因,是我们运手榴弹的行动暴露了。

  起义用的手榴弹,是在乡下用手工制造的,然后分散运到城里大北街的一家米后存起来。运输时用米袋把手榴弹混在大米里,偷运进城。过去黄花岗起义,也是用的这个方法,被敌人查觉。这次,由于我们斗争经验不足,方式不密,也被敌人的岗哨发觉。随之,存放手榴弹的米店也暴露了。

  米店被破获的消息,第二天报上就登载了。而这家米店既是我们起义用的武器转运站,又是我租老百姓房子的铺保。起义的时间还没有最后定,我的铺保就发生了问题。房东问我怎么办,前面说了,我租的这间房子是我们军委的联络点,不能轻易放弃。我就对房东说,你看怎么办,我是外江人,找了本地的铺保,是经过朋友介绍的,没想到,他们出事了,我有什么办法呢?你叫另找铺保,我哪里去找。他说,要没有新的铺保,得先交五十元港币作押金。这是乘机敲竹杠。为了机关的安全,我就同意了房东的要求。

  米店的暴露,给了敌人一个准确无误的信号。同时,我们得悉,敌人通过别的渠道,也已经大体上知道我们要在广州举行起义的计划。张发奎急急忙忙给黄琪翔下令,企图把军队从前线调回来,还下令另调一部分军队向广州集中。十二月十日,张发奎宣布在广州实施特别戒严令,准备立即缴教导团的械。形势万分紧迫,起义指挥部不得不迅速决定,起义提前到十二月十一日凌晨发动。

  起义被迫提前,一切都很仓促。宣传、组织工作都很薄弱。除了教导团组织比较严密,能迅速行动以外,预定要参加起义的人,临起义时有的还没有通知到,有的接到通知的手车夫工人甚至说,我的车还没有拉完呢。有的互相问,开会了没有,究竟怎么办?领导指挥方面,也很仓促。叶挺是预定的起义军军事总指挥,起义前的几个小时——十二月十日晚上才赶到广州。虽然,要叶挺晚到,是组织上有意安排的,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但由于提前起义,这就显得太匆忙了,他是在连什么情况都不清楚的状态下,来指挥起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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