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恩来同志给的任务，我还专程去通知了刘少奇同志。在九江，我通过林伯渠同志的弟弟林祖烈，了解到少奇同志的住处（具体地点记不清了），他当时似乎因为患肺病在疗养。我同他见面后，通知他中央决定要在南昌起义，要他有所准备，注意自己的安全。
我从庐山回到九江，继续按原定计划向各部队传达。除叶挺的二十四师外，还有张发奎的其他一些部队，特别是李汉魂的二十五师，我去的次数比较多。
接到我们的通知后，有些部队就陆续向南昌集结了。叶挺的二十四师，贺龙的二十军，还有蔡廷锴的第十师，分头向南昌开进。留在九江一带的还有十二师和二十五师，而二十五师是我们预定参加起义的主力之一。整个准备工作，进行得比较周密。因为我们党从国民革命军成立时期起，不断向军队派遣了大量党的干部，各部分军队中，差不多都有我们党的力量。所以一经传达要起义的指示，大家就很快按党的要求进行准备。我们前敌军委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完成了预定的任务。
§在马回岭
我们向部队传达大体快完的时候，恩来同志到了九江。当时，起义究竟要在哪天举行，还是没有最后确定。恩来临去南昌前交代给我们的任务是，设法把二十五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并负责接应以后赶到九江的部队和零星人员，使他们及时赶到南昌。南昌起义开始后，怎么进行联系？当时我们没有电台，利用民用电报又怕不可靠。为解决联络问题，恩来同我约定，南昌一发难，立刻放一列火车到马回岭，火车一到，我们先把辎重装车运走，随后部队开往南昌。
恩来走后，我们决定，由我去马回岭拉二十五师，颜昌颐同志留在九江搞接应工作。也因为这个安排，后来，颜昌颐没有到南昌，直接去了上海。
我在马回岭的两三天里，工作是很紧张的。进一步扩大了关于起义的传达范围，多次进行个别或集体谈话，动员做好起义准备，拟订起义的各项具体计划。
八月一日这天下午，从南昌发来一列火车。我们知道南昌行动了，很高兴。好在事先给同志们打过招呼，做了准备，所以，一旦行动，忙而不乱。我和周士第同志（他当时是二十五师七十三团的团长）商量后，决定立刻将辎重装火车运走，部队随后向德安集中。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是张发奎的亲信，该师辖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三个团。七十三团的前身就是叶挺独立团，七十五团是新组成的部队，七十四团团长不是我们的人，我们在这个团的基础比较差，拉他们起义没有把握。
在马回岭，我们先把七十三团拉了出来，叫七十五团跟进。七十五团团长是孙一中，黄埔一期的学生，安徽人，是一位相当不错的同志。但是，因为他们和师部在一起，行动不便，所以，当时确定不带背包、行李、伙食担子，只拿武器弹药，以打野外的名义，把部队拉了出来。七十四团我们只带出了一个侦察连。侦察连的连长是共产党员，琼崖人，名字记不清了，他带侦察连参加了起义。
七十五团还没走完，只走了一半的时候，张发奎就乘火车来了。他知道七十三团是我们的部队，现在七十五团又动起来，就感到紧张了。他站在车门口喊：“你们干什么？要停止行动！”我同他之间只隔着一座铁路桥，张发奎的火车停在桥那边，看得清清楚楚，是他。我分析，张发奎除了想制止七十五团的行动，有没有调七十四团同我们对抗的可能，估计他还不敢。因为十师、二十四师都走了，就剩下十二师和二十五师，二十五师的两个团也被我们拉了出来，他还有什么办法呢！不过，南昌正在行动，不能放他过去。
于是，我立刻向跟着我的李排长（名字忘了，也是留法勤工俭学生，曾在苏联学习过）说：“快让他们开车！他不开，就向空中鸣枪。”李排长立即喊着叫他们开车，他们不动，我说：“放！”放了一排枪，张发奎就慌里慌张跳下车跑了。跟他一块跳车的还有李汉魂等几个人。后来，叶剑英同志告诉我，张发奎跳车时，他也在那里。张发奎跑得慌忙，将他的卫队，还有一些东西，都丢在车上了，全部被我们俘获。贺昌同志也在那列车上，车开到德安后，张发奎派了个参谋来，带着他的一封信，要求把他的望远镜还给他。我说，可以。就连他的卫队都放了回去，因为那时我们与张发奎还没有完全决裂。
整个行动是成功的，差不多有组织的部队都拉了出来，二十五师的基本力量我们几乎都掌握了，经略加补充，编为一个完整的建制师，隶属十一军。南征途中，它是起义军的主力之一。
后头，我和周士第分工，他带七十三团，我带七十五团，急速向南昌开进。我们到德安后，火车不通了，便改为步行，连夜赶往南昌。我们抵达南昌城下，正是第二天拂晓，天刚刚亮。
§在南昌
到南昌那天，天气热得很。我买了个大西瓜，一下子就吃了一多半。那时年轻力壮，干劲大，路途的劳累，天气的炎热，一挺就过去了。
在南昌城里，我找到恩来的住地。记得是在一所学校里。我将情况向恩来作了汇报，他说；“行动很成功！我原来没想到这样顺利，把二十五师大部分都拉出来了。”接着，他把南昌起义胜利的情形告诉了我。南昌起义我军消灭敌军四五千人，缴枪五千多支，子弹七十多万发，还有另外一些武器装备和物资。
南昌起义胜利了，但胜利之后如何行动？按中央的预定计划，部队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求得到国际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在中央这一战略方针之下，就一心想到南下，一心想争取时间快到广东，其他什么事情也都不顾了，这样起义军就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南昌。
我到南昌的第二天，即八月三日，有些部队就开始出发了。参加起义的部队没有得到休息，更主要的是没有把部队加以整顿。因为有些部队还不可靠，有些是勉强拉过来的，都应该认真整顿。二十四师就有两个团长不可靠，想换掉他们，也没来得及安排。直到南下途中方采取措施，将这两个人改任副师长，离开他所掌握的部队。其他部队连这样的整顿也没有。
以第十师为例，这支部队原属陈铭枢，后来归张发奎指挥。师长蔡廷锴，是陈铭枢的亲信。当时他对我们党并不真心拥护。部队又是在起义前一两天才赶到南昌的。本来应该加以调整，使我们能确有把握地掌握它，或者至少不能单独作前卫。十师的三十四，团长范荩，北伐中在河南打得很好，部队很有名气，范荩既是一个出名的团长，也是一位很忠诚的共产党员。我在九江曾向他传达过中央关于起义的决定。这个团里还有一些共产党员在营、连两级工作。只要我们有所部署，完全可以把整个团掌握起来。
此外，二十九团里面也有我们的一些同志。所以说，对第十师，只要我们警惕，适当调整一下干部或调换一些部队，改变部队的组成，在党员中进行周密的布置，也是可以掌握的。可是，起义胜利后，没有及时整顿，也没有调整干部，虽然有人对此提出过意见，叶挺却认为蔡廷锴没有问题，盲目信任他，并认为蔡对打回广东抱热心态度，愿意听从指挥，什么措施也没有采取。出发时，反而让蔡廷锴率第十师作前卫，结果被蔡廷锴钻了空子。该师八月三日出发，四日到进贤就叛逃了，投他的老上司陈铭枢去了。这样，一下子搞掉了我们一个师。那个三十四，是多么好的一支部队啊！由于我们工作上的失误，竟被搞掉了。我们从南昌出发时听到这个消息，十分痛心。
由于我们没有在南昌留下来，还使另外一些赶来参加起义的部队没有赶上我们。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包括女生队），是我们掌握的，其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原来也是决定参加起义的。他们从武汉出发后，先到了九江，被张发奎缴了械。经叶剑英同志向张发奎建议，把该校改编为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剑英同志亲任该团团长，得到张发奎同意，才把这个部队保留下来了。这个团后来到了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陈毅同志当时是武汉分校的党委书记，他也赶来参加南昌起义，到九江附近，发现形势起了变化，就设法摆脱敌人，同另几位同志奔南昌来找我们。因为我们走得早，到南昌没有赶上，直到南征途中，他才赶上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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