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时期的军委工作是相当紧张的，人手少，事情多。刚到武汉的时候，抓住张发奎的第四军因北伐伤亡急需补充人的机会，军委重点向四军派去了不少党员。正好这时黄埔第四期学生毕业，林彪也是其中的一个。他们来到武汉，就由军委分配。林彪被分到了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当见习排长。这是黄埔的规矩，毕业学员要在部队先见习三个月，尔后才分配正式职务。我们还把派遣工作的范围，从干部扩大到了战士，有些工人、农民中的党员，就派到四军各部当战士。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就在武昌，他们的许多事情也经常来找我们。我们还常到各部队进行联络工作，了解情况，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在机关，来找我们的人也是成天络绎不绝。每天都要工作到夜里两三点钟，好在我们当时都很年轻，不到三十岁，能顶得住。湖北省军委，开始只有我和欧阳钦等五六个人。恩来同志来到武汉后，我们就改称为中央军委，人手也略有增加，来了几个黄埔四期的学生，但机关仍然是很精干的，总共不到十个人。
早期的军委不指挥军队，只进行组织和联络工作。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的中央军委，全国的红军都归它指挥，这就与早期的军委不一样了。
在武汉的时候，我们还经手分配了朱德、陈毅、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的工作。
朱德同志从莫斯科回来，党就派他到四川杨森那里开展工作。他们原来就认识，在旧军队里互相打过仗。那时候，杨森正脚踏两只船，与我们共产党也在拉关系，就把朱德同志留下了。蒋介石一反共，杨森也跟着反共。于是，朱德同志来到了武汉。朱德同志说，他与朱培德是云南讲武堂的同班同学，开展工作有有利条件，军委就决定把他分到了南昌第三军。朱培德开始委任他为公安局长，以后改任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朱德同志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后来在南昌起义中作出了杰出贡献。
陈毅同志也是那个时候从四川来到武汉的。他不知道军委机关在那里，找到了省委组织部。组织部的同志不认识他，就说，那好吧，你到叶挺部队去当兵。后来，陈毅同志在街上碰到了颜昌颐同志（这时颇昌颐同志已由上海调中央军委工作），颜昌颐回来给我说了这个情况。我们把陈毅同志请到军委，正好武汉分校缺人，就分配他去做党的工作。
小平同志是蒋介石发动政变后被冯玉祥“礼送”出境的。他来到武汉后，经军委介绍，到了党中央工作。
伯承同志在泸州起义失败后，转道陕南来到武汉，找到军委。他到得最晚，我与他见面后不多天，就出发去准备南昌起义了。南昌起义中，伯承同志任起义军参谋团的参谋长。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领导而失败了。从我对陈独秀的接触，他确实没有掌握军队的思想，更没有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因此，当我们党遭到反革命的突然袭击，就使革命归于失败。斯大林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就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如果我们党重视这条真理，牢牢地掌握了军队，必要时可以把领导权夺过来，被迫分裂时也有力量，那就不是这个局面了。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沉痛教训。从此以后，中国革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
※第四章 南昌起义
§从武汉到九江
我党“五大”以后，国内政治形势更加紧张。先是冯玉祥倒了过去，他把政工人员都“礼送”出来了。刘伯坚等许多同志，就是这个时候从冯玉祥部队出来的。
六月上旬，汪精卫、唐生智、冯玉祥等所谓“左派”在郑州开会，进行分赃，搞了郑州协议，冯玉祥占据河南，唐生智回师武汉。这样，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唐生智等就都搞到一起了，将矛头一致对着共产党。我们原计划依靠汪精卫反击蒋介石反共政变的想法破灭了。
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国共分裂已成定局。怎么办？只有举行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才是唯一出路。可是，是武装反抗还是妥协退让，党内争论得很激烈，陈独秀就是坚决反对进行武装斗争的。正在这时，中央向我们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了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并要我们抓武装，组织一支五万人的队伍。这对我们决心发动南昌起义，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不料国际的这个指示，却被国际代表罗易拿去给汪精卫看了，使汪精卫加速了镇压共产党的阴谋步骤。这也促使我们尽快发动南昌起义。
七月中旬，中央组成了五人临时政治局，排除了陈独秀的错误领导，发布了七月十三日宣言，并确定了武装斗争的总方针。
举行南昌起义，是七月中旬中央在武汉开会决定的。我没有参加那次会议。那天晚上，恩来同志在会后到了军委，向在军委工作的几个同志进行了传达，他传达的大意是，国共分裂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起义。今天，中央会议上做了决定，要在南昌举行起义。恩来同志还说，会议决定组织前敌委员会，指定他为书记。他传达完后，就指定贺昌、颜昌颐和我，组成前敌军委，我为书记。任务是先到九江去，通知我们的同志，叫他们了解中央的意图，做好起义的准备。但什么时候发难，要听中央的命令。
当时我们在九江的部队，有叶挺的二十四师，贺龙的二十军。张发奎二方面军的其他部队，也都在九江一带。这些部队中，有不少共产党员。
我们比恩来同志早走了个把星期。叶挺在南昌起义后写的一份报告中提到的七月二十日的九江谈话会，我参加了。
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前后，由于武汉形势紧张，我们党的许多负责同志先后到达九江。叶挺说的二十日的谈话会，实际上是一些中央负责人的碰头会。当时我和叶挺在一起，因为在武汉就决定，到九江时第一个通知叶挺。我们到九江后，就住在叶挺的司令部。
参加二十日谈话会的有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邓中夏等同志，还有一些中央委员和叶挺同志。会上，李立三等同志很急躁，主张立即动手。我说不行，必须等中央命令。他说，既然已经向部队传达了，起义工作已经组织了，下个命令就行了嘛！我说，不这么简单，我们来的任务是做好组织部队起义的准备，准备工作也很重要。
但是，有几个中央委员主张马上干，不等中央命令，特别是李立三，说我是奴隶主义，胆子小，等等。我说，临来的时候，恩来同志交代得清清楚楚，必须有中央命令，不能自由行动。李立三还说，你要听中央委员的。我说，都是中央委员，我听哪位中央委员的？中央委员也得听中央的。经过一番争论，会议最后决定，还是等中央的命令。
我们到九江以后，就一个部队一个部队去传达，因为起义计划是非常秘密的，主要是传达给各部队负责同志，有些部队传达得宽些。我们向这些干部介绍了整个形势，说明了任务，指出国共分裂了，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起义。然后，告诉他们做好一切准备，一接到中央命令，就立即行动。
这期间，我还上了一趟庐山。当时，鲍罗庭在庐山，叫我去向他介绍南昌起义的计划和准备工作进行的情况。我很快地上了山，向他介绍了中央的决定和部队的准备情况。当时，担任翻译的是张太雷同志。鲍罗庭所以找我了解情况，是因为他就要回国了，了解我们党下一步究竟怎么办，回去之后好有所交代。因此，他听过我的介绍后，没有表示什么意见。不久，他就奉调回国了。多年后，恩来同志还问过我，在庐山见到的是鲍罗庭，还是罗明那兹？我说是鲍罗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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