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代初期，法国的工人运动还没有形成严密的组织。在一个工厂里，说罢工，一下子就罢了，罢工是常事，法共当时有个理论，说“罢工就是练兵”。碰到一些不满意的事情，工人们商量一下，说罢就罢了，真正有组织的大规模罢工不多。留法的中国勤工俭学生，在工厂做工期间，可以参加工厂的工会，但不能参加示威游行和涉及法国政局的活动，否则，当局就说你是干涉内政，就要把你抓起来。我们留法期间，虽然同法国工人混得很熟，但并不参加他们的政治活动。一九二〇年一月到一九二四年九月，我在法国和比利时勤工俭学四年零九个月。这一段的生活，在我头脑里的烙印很深，因为这在我一生经历中，是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真正走上革命道路的起步时期。革命的起点是永远难忘的。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
我结束勤工俭学生活，离开法国，是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因为国内我们党与孙中山先生合作得很顺利，以广东为根据地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急需大批干部。共青团旅欧区委根据这种情况，于一九二四年七月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改选了执行委员会，为选送干部回国进行准备。
向国内输送干部，先是选送少数同志直接回国。更多的是有计划地分批选调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段，再回国参加斗争。
送骨干去东方大学学习，从一九二三年就开始了。在我们之前，已经走了两批，第一批是一九二三年三月，有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熊雄等同志；第二批是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刘伯坚等同志就是这一批走的；我是第三批，同我一起走的，有李林、熊味耕、胡伦、范易、傅烈、穆青等同志，共二十多人。我们离开法国之后，其余的同志也陆陆续续从巴黎转到了莫斯科。李富春、邓小平、傅钟、李卓然等同志，分别于一九二四年底和一九二五年先后到了莫斯科。在巴黎的时候，因为我们订阅《共产国际通讯》和法共《人道报》等刊物，引起法国警方注意，向我们提出了警告。富春、小平等同志他们离开巴黎时，相当危险，他们的秘密活动被巴黎警察厅发现，要通缉他们，所以他们被迫离开了法国。
周恩来同志没有到莫斯科去，由于国内斗争的迫切需要，也由于旅欧党、团组织要他回国后向中央汇报情况，所以他是从法国直接乘船回国的。他走的时间是一九二四年的七八月间，比我们早一个多月。
我在法国、比利时等地生活将近五年。这五年中经历过艰苦斗争，自己受到了教育和锻炼，对环境也逐渐适应了，这里有许多熟悉的战友，法国的工人和法共同志对我们很好，这些给了我极好的印象。尽管如此，我还是日夜思念祖国，也向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当我们得知，经苏联学习后，不久就可以回国的时候，大家感到极度的兴奋。恩来同志临行之时，我们在一起喝了酒，为他送行。我们走的时候，留下的同志也开了热烈的欢送会。
从巴黎到莫斯科，我们在柏林停留了一段时间，经过德国共产党的介绍，分住在工人家里。德国工人（很多是党员）对我们非常热情，他们许多人的住房并不宽敞，便把爱人、孩子打发到亲戚朋友家里，腾出房间安置我们。一九二四年前后，正是德国革命处于高潮的时候，希特勒还没有上台，还是魏玛共和国时期，当时的总统兴登堡，想扑灭革命运动，可始终压不下去。工人有自己强有力的组织，叫“红色战线”，晚上经常在大街上组织巡逻。他们穿着统一式样的服装，迈着整齐的步伐，高唱着国际歌，雄赳赳地行进在大街上，如果有武器，很象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我们在逗留期间，看到这种场面，非常高兴。
我们在柏林住了大约一个多星期。以后经汉堡到达德国的北部港口，然后穿过波罗的海，到了彼得堡（今列宁格勒）。踏上了苏联的国境，又经过两天旅程，抵达莫斯科。十月份，我们即进入东方大学学习。不久就是十月革命节七周年纪念。莫斯科到处都呈现出一派节日的气象。十一月七日这天，我们应邀参观了红场庆祝十月革命的游行，见到了在观礼台上检阅游行队伍的斯大林，亲眼看到了劳动人民庆祝十月革命胜利的欢乐情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莫斯科东方大学是一所培养东方各被压迫民族革命者的学校，有中国同志，也有从朝鲜、蒙古来的同志，但中国学员最多，中国学员中，有一批是从国内直接来苏联参加学习的。
东方大学的课程，包括十月革命史、俄共（布）党史、世界革命史、工人运动史，还有政治经济学等等。
我们上课时，由王一飞同志当翻译，他的俄语讲得很好。我还听过几次李大钊同志讲授的历史课。李大钊同志来莫斯科，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他对东大培养的这批中国学生很重视，亲自找我们谈话，给我们讲授中国近代史、中苏关系史和国内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听起来格外亲切。我对大钊同志是很敬仰的。当时，他已是国际知名的共产主义战士。在莫斯科，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的学校，除东方大学以外，一九二五年秋，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也为了满足国内大革命对干部的需要，又办了一所中山大学，国共两党各送了一批学员进校学习。这是一所带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国民党左派、右派，以至孙文主义学会，都去了一些人，当时企图通过学习改变他们的思想。这是我离开莫斯科以后的事情。
在东方大学学习了大约三个月，一九二五年二月，根据共产国际的通知，我和其他同志一起，被抽到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王一飞同志也由东大调到这里，仍担任翻译。当时，共产国际，包括斯大林，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有识之士，开始看到在中国革命中，我们党必须掌握武装的重要性，提出不仅要为中国革命培养一般工作干部，还要注意培养军事斗争干部。同时，在国内，孙中山先生接受了苏联顾问鲍罗庭的建议，在黄埔办起了军官学校，党需要一批懂军事的同志去帮助办好这所学校。
我们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抽调学习军事的。这个中国班对外是保密的，与东大没有什么联系，已纳入了红军的编制系统，同红军穿一样的衣服，过一样的生活。只是伙食供应特别优待，因为在东大、红军、军校三方面都有我们的一份伙食供应，合拢在一起，伙食比红军供应要好，比东大供应也好，是第一等的伙食。当时，苏联内战刚刚结束，一切都在恢复之中，人民的生活仍然是很艰苦的。给我们的生活待遇，可以说是特别优厚了。
我是第一批进红军学校学习的，叶挺同我编在一个班里。第一批学员还有熊雄、范易、颜昌颐等同志，一共二三十个人。这批人几乎都在革命斗争中牺牲了，至今在世的，只有我一个。
军事学校设在莫斯科城里，很注意保密，我们尽量不出去。到野外演习，就去莫斯科郊外的森林。全体学员同红军一样，一律住帐篷，一个班一个帐篷，每人发一块草垫子，上面铺一块床单，再发一条毯子。军事学校要求很严，训练很紧张。经常在野外进行军事演习，学习战术、技术，有时也进行打靶。白天晚上，还轮流站岗放哨，过的完全是正规红军的生活。当时我们都很年轻，身体可以顶得住。
军事学校的教官，全部是从红军各单位抽调来的，几乎都是苏联内战时期各个战场相当于将军级别的红军高级指挥官，他们当时虽然没有实行军衔制，但是戴着军职领章，一看就知道是属于哪一级干部，都是师级以上的。二十年代中期，苏联红军初、中级干部文化水平一般还是比较低的，农民出身的干部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一般的干部还不能讲课。给我们讲课的教员，他们有内战时期的实战经验，讲课的内容很实际，深入浅出，加上理论学习与实际训练互相穿插，近半年的学习，在军事知识方面还是有所收获的。在莫斯科学习期间，我同时兼做党、团工作。当时在莫斯科学习的团员有一百多人。大部分是欧洲转去的，编成十多个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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