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青少年时期
一八九九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我出生在四川省江津县吴滩镇。
江津是一个丘陵起伏的地方，紧靠着长江，离重庆也近，自然风光很秀丽。吴滩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川东小镇。
在江津，聂姓是个大家族，到我这一辈，按家谱排是“荣”字辈，所以给我取名荣臻。我出生的时候，家庭已经破落了。从我记事时候起，打下深深烙印的，不是家乡的山水风光，孩提时代的欢乐，而是日月的艰辛，农村的动荡和农民生活的苦难。
我的父亲聂仕先，因度日艰难，每天除了干活的辛劳，就是为家庭生计发愁，留给我的印象是老诚持重，沉默寡言。母亲唐氏，是个典型的旧式妇女。她把自己的精力和感情，全部用于操持家务，抚养我和妹妹上。年幼的妹妹，受着封建礼教的束缚，从小呆在家里。虽然日子过得艰难一些，但一家人感情融洽，相处得很好。
我到上学年龄的时候，正处于辛亥革命酝酿时期。国家政治上的激烈动荡，各种社会思潮的日益活跃，各派政治力量的争斗，新学与旧学的交替和斗争，所有这些，都以辛亥革命为标志，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历史潮流，封建社会正在瓦解，民主主义正在兴起。中国社会的这一变动，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一堂政治课。
由于家庭困难，父母把我送到外祖父家读私塾。外祖父家距我们家不远，是当地比较富有的一个地主家庭。教私塾的，是一位前清秀才，整日里摇头晃脑，咬文嚼字，教的都是四书五经、之乎者也一类的东西，沉闷得很。但在外祖父家，也有难得的乐趣。那时，我三舅在重庆法政学校读书，法政学校当时是重庆的最高学府。他经常回家，一回来，就带来许多社会消息。舅父的亲戚朋友，有的是共和党，思想倾向保守，有的是国民党，当时比较激进。他们碰在一起，常常争论各种问题。我虽然年纪很小，不懂政治，但觉得他们的争论很有趣，对城里来的消息也感到新奇。尽管搞不清共和党是怎么一回事儿，国民党又是怎么一回事，这也无所谓，但已模模糊糊地觉得社会正在发生变化。就这样，政治需要变革的想法，不知不觉地闯进我年幼的心灵之中。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浪潮，不时向四川卷来。清王朝政府对四川的统治摇摇欲坠，整个四川处在辛亥革命的前夜。由于四川的富饶，清政府不甘心放过这块肥肉，加上四川又是西南政治经济中心，它要统治西南，必须控制四川。但是，清政府又深感鞭长莫及，因为四川交通不便，它与外界的主要通道是靠长江，运兵进川和运物资出川，全凭着长江。除长江之外，就是“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了。同时，四川人民富有反抗精神，对清王朝的统治并不买帐，不断掀起各种斗争。因此，清政府对四川人民是又气又恨，统治手段特别残酷。
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就听大人们说，清朝的官员扬言，“你们四川人想中状元，除非是石头开花马生角”，可见对四川人厌恨之深。可是，四川人还是争了一口气，有个叫骆成骧的四川人，考中了清朝最后一科状元。这个人辛亥革命前就在成都办高等学堂，热心教育事业。四川人都觉得骆成骧给四川出了气，争了光，把他中状元的事情传为佳话，说什么“骆”字拆开是“马”字和“各”字，“角”和“各”在我们四川是谐音，也就说成是马真的生了角了。
以后，我听到的就是“保路”运动，这个运动在四川闹得最为轰轰烈烈。清王朝为了侵吞四川民间为办铁路而筹集的巨款，竟然宣布四川的铁路由民办收归国有。这样一来，四川人民对清王朝的愤恨，就象火山一样迸发了，各地纷纷成立了“保路同志会”。那阵子，一天几个消息，一会儿听说捉了赵尔丰，一会儿又听说捉了端方，以后又听到把这两个家伙先后处决的消息。当我们听到四川人民的保路运动促成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心里真是痛快极了！
在这伟大变革的日子里，我们大家再也无心读那些“之乎者也”了，整天在一起议论这些激动人心的大事，老师也不怎么管。在当地，我们最关心的是“同志军”围攻合江。合江知县黄炳燮，凭借合江城三面濒江，城墙坚固，只有西门是陆路出入口，而这里又是高岗，在当时条件下，确实易守难攻。他坚守合江，拒不投降，同志军汇集各路民军几万人，围攻合江几十天，从九月下旬一直打到十二月初，黄炳燮才觉得大势已去，出城投降。但到后来，合江又落到云南军阀手里。
辛亥革命胜利后，老式的私塾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逐渐被新式学校所代替。我也进入新式学校读书，知识面逐渐开阔起来。虽然还学文言文，但白话文越来越多，此外还增加了数学、历史、地理等课程，使我懂得了许多国内外的历史、文化和科学知识。小学毕业后，我考入江津县立中学（即现在的江津第一中学）读书。这所中学设在江津县城，是本世纪初创办的。那时的学制为四年，规模比较大，有好几百人，学生都是住宿生。我进校的时候已经是第八班（即第八届）的学生了。
中学时代，我已十八九岁。在这里，我一面读书，吸收文化科学知识，一面从当时国内国外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变中，不断地思考，寻求真理，摸索自己要走的人生道路。
辛亥革命带着先天的软弱性。革命胜利不久，袁世凯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复辟称帝，接着就是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和反对军阀混战，对我的思想触动最大。
江津中学订有各种各样的报纸刊物，包括《新青年》这样的进步刊物。另外，四川虽然交通闭塞，但电报还是通的，各种消息通过电讯传到四川，这些消息又在报刊上广泛传播。我们这些青年人经常在一起议论时弊，抒发爱国热忱。
签订二十一条以后，大量日本货流入中国，也源源不断地流进四川。处在长江边上的江津县城，商业比较发达，所有百货商店摆的几乎都是日本货。这引起了我们强烈的反感。巴黎和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正值寒假前夕，同学们气愤已极，先是三三两两慷慨激昂地议论，后来就自发地在校园里集合游行，高呼口号，强烈抗议。
寒假中，由我们江津学生联合会出面，通知大家利用假期到各地演讲，宣传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号召同胞们起来，打倒汉奸卖国贼，共赴国难。我在寒假中回到家乡，与别的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宣传组，曾到各处作过几次演讲。我演讲时特别激动，不管人家听懂听不懂，把我所知道的事情一口气诉说了一通，还获得了一阵阵掌声。这是我参加政治活动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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