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父亲叫我去的。”毛岸英照实回答。
“又是你父亲叫你去的，老头儿对你管得这么严！你在哪儿务农？”
“在吴满有那里。”
“是延安吴家枣园的那个吴满有吗？”
“是他，你也认识他！”
吴满有是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著名的劳动模范,是毛泽东最亲密的农民朋友。当时吴满有的名字在解放区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一听到“吴满有”三个字，任荣当即恍然大悟，兴奋地说：“我知道了，你的父亲是毛主席。”
“是的。”毛岸英很平静地点了点头。
然而，任荣的心潮却久久不能平静了。作为长期做组织工作的一名领导干部，他知道毛主席为中国革命的事业奉献得太多了，他的夫人杨开慧、弟弟毛泽民等数位亲人为革命先后捐躯。如今，他又把自己和杨开慧亲生的儿子送到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侵略者面对面的打仗，这是下了多么大的决心，这对志愿军又是多么大的信赖！这种伟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将会极大地激励并鼓舞全体将士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勇气。只可惜，这样好的典型不能在报纸上宣传啊！
任荣看了看毛岸英，又沉思片刻，觉得毛岸英的气质的确不凡，有毛泽东那种刚毅不拔和聪明过人的品格。他接着问：“那你是怎么去苏联留学的？”
“其实，也不是为了留学才去苏联的……”毛岸英像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把他去苏联的前因后果娓娓道来，“母亲就义后，中央机关通过秘密交通找到了我们三兄弟，并要我们转往上海。外婆和舅妈把我们送到上海后，二叔毛泽民亲自把我们安排到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大同幼稚园。由于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上海的政治环境恶化，大同幼稚园被迫解散了，我们只好暂时住在董健吾家里，后又转到董健吾前妻黄慧光的住处。不久，董健吾辞去牧师职务外出躲蔽追捕，从此就没有了固定经济来源，黄慧光又是一个无职业的家庭妇女，身边已有四个孩子……”
“再加上你们兄弟三人，生活一定相当艰难了。”任荣忧心地说。
“由于生活无着，我们经常流落街头。每当小弟岸龙说‘哥哥，我肚子饿’、‘哥哥，我想妈妈’，我的心就像刀剜的一样难受。岸龙在一次迁移中失踪，至今生死不明。我和岸青曾在烧饼铺当学徒，挨打挨骂，受尽折磨。逃出店铺后，我们靠拾破烂、卖报纸、推人力车来维持生活。”
说到这里，毛岸英激动地问任荣：“任部长，你看过电影《三毛流浪记》吗？”
“看过，很感人，三毛是个苦孩子。”
“那时我和弟弟在上海的流浪生活，和三毛相比，除了偷东西、给资本家做干儿子外，其他几乎都经历过。”艰难的生活环境磨炼了毛岸英坚强的性格，说到自己这些苦难的经历，他语气平静，神色坦然。
“哦！那你也挺苦的了。”任荣的眼眶已经潮湿，“后来呢？”
“后来上海地下党找到了我和弟弟，通过张学良的部下东北义勇军司令李杜将军去西欧考察实业的机会把我们送到法国，后又由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康生从巴黎接到莫斯科。二战时，我在莫斯科列宁军政大学毕业后参加了苏联红军，并驾驶坦克打到了德国。”
任荣听了毛岸英所讲的传奇经历，十分感慨地说：“岸英，没想到你年纪轻轻的经历还这么坎坷，你可以称得上是历经千山万水、受尽千辛万苦的人啰！”
“我是吃百家饭、走万里路长大的，苏联红军战士也这么说。”毛岸英粲然的脸上溢满自豪，“当年我是坦克连的指导员，他们都叫我扁鼻子中尉。在从白俄罗斯向波兰进军的途中，我们连和德军的坦克遭遇了，我几次从翻倒的坦克炮塔里爬出来，又钻进另一辆坦克继续战斗。苏军战士很赞赏我的勇敢精神，说我是苦大仇深爱心无限的国际主义战士。”
任荣看着毛岸英比他父亲还高的大个子，笑着说：“你的身高有一米八吧？像你这样大的块头，塞在坦克里也够挤得慌了。”
“苏联人个头都高，有的比我还高呢！不过，人在坦克里不显重量，就是有点发闷。”毛岸英说，“我真想下到基层连队，从美国鬼子那里缴获一辆坦克来开开。”
得知毛岸英作为苏军坦克兵中尉，曾在朱可夫元帅麾下参加了大反攻，横扫半个欧洲，直抵柏林，任荣作为一个在疆场上出生入死的将军，不禁感慨万端。以当时苏德战场战况之惨烈，苏军伤亡比例之高，毛岸英能够在战火中平安生还，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太阳沉落西山，血染的霞光映红了一条江水，半个夜空。毛岸英和所有身穿没有帽徽、没有胸章、没有任何中文标志军装的志愿军战士一起，以“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英勇气概，从长甸河口的浮桥义无反顾地跨过鸭绿江，从此踏上了烽火连天的朝鲜战场。
毛岸英朝窗外看了看被雨恨云愁笼罩着的异国山河，一切都被破坏得不堪入目了，到处是焦土和残火，公路上弹坑摞着弹坑，桥梁被炸塌了，村屯变成一片废墟。再往前走，路上挤满了北撤的人群，有的赶着牛车，有的头顶包袱，有的身背小孩，乱成一片。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