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小组会刚刚结束，毛岸英就找郭洪光谈心。郭洪光汇报思想时，流露出不愿在机关工作、想回部队带兵的想法。毛岸英当时想批评他几句，但考虑到刚刚认识，对他的情况还不太熟悉，所以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第二天，他找张养吾商量：“小郭的思想好像不对头，你看我们该怎样帮助他呢？”
“郭洪光原来是廖汉生部队的一个连长，也许当警卫员不太习惯。再说，这次跟彭总出来，谁也没料到要出国打仗，他可能感到太突然，就有了点想法。”张养吾沉吟着说。
“彭总事先没给你们讲清楚？”毛岸英不解地问。
“嘿，中央派飞机到西安接彭总，我们还以为是去北京参加经济工作会议的呢，脑子里装的还是如何开发建设大西北。”张养吾笑着说，“彭总把我这个行政秘书给带来了，反倒把军事秘书留在了西安，到了北京我们才知道是要去抗美援朝。”
“哦，原来是这样!”
“是啊!”张养吾点了一下头，“所以，小郭有点想法也不足为怪。你再跟他好好谈谈，多做些开导工作，我也找他聊聊，我想他的思想疙瘩是能够解开的。”
毛岸英接受了张养吾的建议，像老朋友似的再次找郭洪光谈心。他首先就这次战争该不该打、愿不愿打、能不能打、敢不敢打谈了自己的看法，接着又结合自己在苏联当兵驾驶坦克打到德国的经历，谈了打赢这场战争的信心和决心，最后谈到自己刚结婚一年，妻子生病正在住院，为什么还要坚决请求参加志愿军……
郭洪光听后非常感动，他握住毛岸英的手十分真诚地说：“毛翻译，我想通了，你是地方同志，还主动要求到朝鲜来。我本来就是军人，理应服从命令听指挥，党员在关键时刻不能后退，请党组织看我今后的实际行动吧!”
以后的事实证明，郭洪光没有食言，他尽心尽职地照顾和保护彭德怀，在朝鲜战场上熬过了最艰难的阶段，一直到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才回国。
虽然还是仲秋季节，但是沈阳的十月已经十分寒冷，瑟瑟秋风，挟裹着几分严冬的肃杀。夜已经很深了，毛岸英仍无倦意。因为是头一次来到祖国东北，又很快就要投入抗美援朝的战争中去，他的心情格外激动。看了一会儿书，他坐在床上开始写日记。火热而又激荡的年代，人们的语言也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他的日记第一句就是：我又全身心地投入为正义而战了……
挂钟的时针指向凌晨三点，彭德怀背着手踱进毛岸英的房间，看到他背靠铺盖卷还在写东西，不由心疼地说：“岸英，天不早了，怎么还没睡？”
“彭总，你不是也没睡吗？”毛岸英要穿鞋下地。
“别动！你我都该睡觉了。”彭德怀走到窗前把窗帘拉严实，然后走回自己的房间。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初升的太阳像一个羞涩少女，正红着脸向他问好。毛岸英不禁心中自责：“日上三竿我独眠，太不应该了。”他赶忙起来洗漱，冰冷的凉水振作了他的精神。他悄悄来到彭德怀的房间，只见彭老总正面对地图凝眸沉思，不时用铅笔在地图上勾来画去，于是问道：“彭总，你一宿没睡？”
“我想你也不会睡好的，打仗差不多都是这样，没打之前不饿不困，等打完了仗，饿得胃翻滚，困得连衣服都不想脱。”彭德怀指着地图说，“岸英，朝鲜是个狭长的半岛，三面环海，纵长约九百公里，横宽约二百公里，北部山高林密，地形狭窄，峰峦起伏，沟壑纵横，我一直在想这个仗该怎么打呀！”不待岸英回答，他又吩咐，“听说国民党军队败退时扔在沈阳不少图书资料，你发挥一下你的优势，去看看有没有用得上的。”
“是！”毛岸英挺身立正，领命而去。做这种案牍工作，毛岸英可说是驾轻就熟。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岸英很快就找到了国民党败退时未及带走的大量英、俄文军事资料，他淘沙拣金，挑出有关二战以来美军的发展变化、麦克阿瑟其人及作战经验等方面的内容，直接对着原文翻译给彭老总听。彭德怀听得很认真，每每听完一份资料介绍，他都会慨叹不已：“哎！我老了，不然我也要学外文。”
在沈阳，彭德怀夜以继日地同东北的党政军领导同志研究后方的粮草、军械、医疗救护、民工担架等问题。他对岸英等人说，这些工作，本来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安排得妥妥当当了，但我们是领兵率将干具体工作的，对各个环节都要了解透彻，胸有成竹才敢排兵布阵。这出国打仗，要说粗就得像榴弹炮出膛那么有劲儿，要说细就要看得清士兵刺刀尖的颤抖。
在东北军区第三招待所会议室，彭德怀和高岗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十三兵团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珠、第一副司令员洪学智、副司令员韩先楚、参谋长解方、政治部主任杜平以及该兵团所属的各军军长和政委。邓华介绍了参战部队各军的领导，彭德怀与他们一一握手。会议由高岗主持，彭德怀宣布了中央出兵援朝的决定。
彭德怀在讲话中首先阐明了当时形势和我国出兵参战的必要性，接着说：“这次率兵出征，不同以往，美军海、陆、空三军都是现代化装备，而志愿军基本上还是‘小米加步枪’。加上异国作战，朝鲜幅员狭小，不像我们国内活动余地大。而且地理民情不熟，语言不通，部队作战所需物资绝大部分要靠国内补给，这就加重了后勤方面的困难。但是不管有什么困难，我们必须打好这一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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