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3月8日深夜，“先锋厂”公安处的两辆吉普车悄然驶至邝裕祥所住的楼下。侦察员叩门而入，向邝出示了由厂党委批准的《传讯通知》，把邝请上了汽车，直驶公安处。与此同时，对邝宅和研究所医务室的搜查也开始了。侦察员经过细致的搜索，抄到了他裕祥用于特务联络的密写药水、工具以及两本密码。此外，还查获了特嫌分子作案时所供的那个被误认为是“狗爪子”在曹秋林身边出现过的可疑人物的衣着特征正好相符。在绒线帽里发现女性长发一根，这为后来追踪、认定间谍案犯提供了铁证。侦察员把搜查结果报往侦查指挥部时，吴荣德、刘城以及倪炯敏的两位助手小金、小唐对邝裕祥的讯问正在进行。
邝裕祥初时自然拒绝招供，一口咬定公安处抓错人，扬言要到北京国防科委去告状。待到侦察员把他自以为密藏得天衣无缝的密码等证据送进来时，这才傻了眼，接着就痛哭流涕，跪地不起，磕头如捣蒜。吴荣德没料到这个平时一向自视清高、自命不凡的高级知识分子竟会弄出这副腔调来，不禁看得怔了。片刻才回过神来，亲自下座上前把他扶起来，说：“老邝，你别这样，事情到了这地步，还是老老实实交代清楚为好。你那个‘外甥女’已经走了一个星期了，我们还得找她追回密件，你早一分钟交代，我们就早一分钟追回密件。否则，时间耽误了，出了更大的漏子，对你可是大大不利！”
邝裕祥这才停止哭嚎，坐在椅子上，一边抽泣，一边抹着眼泪鼻涕，断断续续地作了交代——诚如倪炯敏所估计的，邝裕祥早在1958年7月间，就在陪苏联专家去北戴河休养时，被混迹其间的克格勃特工软硬兼施拉拢，答应为克格勃工作。那个披着“专家”外衣的克格勃特工利用平时和邝裕祥的接触，对其进行了收集情报、使用密写工具、联络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并给了一些钱。但是，并没有下达活动指令。1959年12月，专家组撤回了苏联。临行前，那个克格勃特工吩咐邝裕祥潜伏待命，伪装积极，取得信任，以便日后大展鸿图。邝裕祥具体做的事情，就是每隔三个月把自己的境况向澳门的伯父（他是一个本分的老中医）写信告知就可以了。
从1960年3月开始，邝裕祥严格遵照指令执行，每季度向澳门伯父处写一封信。克格勃方面对他就像忘记了一样，从来不联络，也不下达活动指令以及发放特务经费。这种情况使邝裕样产生了一种“得以解脱”的想法。他的“下水”出于迫不得已，后来他曾为之懊悔不已，所以当克格勃那么长时间不理睬他时，他很是轻松了一阵。但这毕竟是暂时的，克格勃既然拉他“下水”了，自然不会轻易放弃，他们不过是在等待时机。
到了1965年，邝裕祥被调来“先锋厂”后，马上就有密信寄来，命令他提供情报。“先锋厂”作为一家大型保密单位，自有许多保密措施，各部门之间处于完全独立、封闭状态。因此，纵使邝裕祥费尽心机，也只弄到了极小部分的情报。对于克格勃而言，这中间最有价值的一条情报，就是“先锋厂”研究所承担中国核试验基地部分项目的数据分析。克格勃曾在1968年下半年，接二连三发来密令，让邝裕祥摸清核基地和“先锋厂”之间的联络、接触过程。邝裕祥经过一番折腾，终于完成了任务，于1969年2月把这一至关重要的情报向克格勃提供了。
从那时开始，邝裕祥就意识到克格勃要在核基地分析数据密件上动脑筋了。果然，1972年1月13日，邝裕祥接到克格勃以信件方式（密写）发来的指令，命其火速制定一份接待及协助特工窃取元月8日中国那颗氢弹爆炸后“先锋厂”研究所数据分析结论赛件的方案，在元月2O日前寄达贵阳市的一个地址，显然那里有克格勃特工在坐等（后来查明那是一家旅馆，信件插在门口任人自取，查当时所有旅客，未有收获，估计收信特工是上门去取的）。邝裕样不敢违驳，却又不希望克格勃真的作这起案件，以免殃祸自己。他反复动了脑筋，最后想出特工冒充其外甥女来探亲，然后去将军坟跟踪机要通讯员行窃的主意。邝裕样把信件寄出后，一直处于忐忑不安的状态中，暗中祈望克格勃放弃这次行动。不料，2月上旬他接到密令，称方案已获批准，让准备实施。邝裕祥无奈之下，只好把妻子打发去南京探亲，以便接待和协助派来的特工实施方案。
2月13日，邝裕祥接到3号哨卡值班室的电话，说有人找他。
邝速骑摩托车赶去，和冒充外甥女卞学君的那个女特工见了面，办了有关手续后，把她拉往家属区，在自己家里住了下来。那个女特工看上去大约二十二岁左右，女性中属于中高个子，黑黑的皮肤，长得倒还有几分姿色，人看上去很活络。她自称姓龙，让邝格样称她“小龙”。“小龙”向邝裕样交代了克格勃的指令：务必协助她窃取密件。
当时，核基地的机要通讯员还未抵达“先锋厂”，作为研究所医务室主任的邝裕祥，甚至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否会来。但小龙说得很确凿：肯定会来“先锋厂”进行数据分析，这几项分析只有“先锋厂”能做，而且也只有这个时候能做。她说这是克格勃科学家经过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果然，两天后，曹秋林、曾厚望来了。小龙当即命令邝裕祥做两件事：一是打听密件送高“先锋厂”的时间。一是无论如何设法把两个机要通讯员中的一个留下来。对于邝裕祥来说，后一桩事很是勉为其难。他正犯愁的时候，从未来过西南地区的曾厚望突然水土不服而求医了，于是便有了两次使这个壮实的北方汉子病卧床榻的阴谋。邝裕祥生怕惹人怀疑，便自作聪明地冒出用诸慧丽的名字开处方的主意，想给以后一旦出现的调查留一个谜团。
2月28日，小龙早早去了将军坟，待到曹秋林抵达汽车站后便挨上去作了案。她当时就溜回“先锋厂”家属区。换下了作案时穿的衣服，本来想马上离开的，但在急急忙忙返回的途中扭伤的脚开始肿胀疼痛了，难以行走。于是只得留了下来。次日，她接受邝裕祥的劝告，由邝带着去家属区医院治疗，但是拍过X光片子后，她却又改变了主意，坚持要走。邝裕祥便把她送往将军坟车站，看她乘坐的开往芙蓉溪的汽车离站了方才驾着摩托车返回。
至此，“2·28案件”的案情已经完全明了。倪炯敏立刻挂通了北京的保密电话，向公安部汇报情况。鉴于该案性质已经起了变化，由最初判断的普通刑事案转为间谍案，所以他当即请示是否需要“走马换将”，调政治保卫线的专家来指导进行下一步侦查工作。
公安部有关领导经过研究，决定仍由倪炯敏指导并协助侦查指挥部把“2·28案件”一查到底，抓获案犯，追回密件。
1972年3月9日中午，“2·28案件”侦查指挥部召开案情分析会，研究那个自称“小龙”的克格勃女间谍的去向。
会议开始时，倪炯敏公布了一个有关失窃密件自毁装置的秘密：据曾厚望在请示核试验基地获准后告知，曹秋林失窃的那份密件的外形如同一个西装皮夹，外用特殊材料密封，防水防火。内有一种自毁液体，当外面一被启封，自毁装置就自动开启，只要打开密封层，里面的密件上的文字、数据就会在瞬间被毁，密件就成为一份废纸。只有将密件放进特制的仪器中经过处理后，才能安全开启，获得密件上的内容。倪炯敏临末道：“作为克格勃这样的间谍机构，不会不懂得密件的自毁装置，所以，他们向‘小龙’下达任务时，一定会交代这一点。所以，‘小龙’窃得密件，并不意味着已经窃得了机密，只要她还没越境，密件就一定还完好无损。我们现在的思考聚焦点，是定在‘小龙’是否还在中国这一点上。”
吴荣德说：“今天凌晨，我们已向全国各边境口岸发了紧急传真电报，要求协查自2月28日至今持合法证件出境的女青年中是否有形如‘小龙’的。至开会前五分钟，最后一份回电已经发来，各个口岸均未有这样的女青年出境。也未搜捡到状如密件的物体。
因此，我想，那个‘小龙’一定还在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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