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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时分，值勤人员再次检查关押要犯的西屋时，
发现已是人去室空！
傅索安六人被捕后一小时，内蒙古警方追捕小组便立刻急电报告额尔古纳左旗公安处：逃犯已悉数落网！
午夜时分，额尔古纳左旗公安处发来回电，命令追捕组即刻就地审讯，次日即妥押回蒙。
追捕人员接到电报时，已经回到招待所，准备休息了。看了电报，意识到这是一起严重案件，估计上级是准备从快审处，所以才让他们即刻审讯。他们不敢怠慢，立刻去公安局开了提审公函，于下半夜2点多钟赶往看守所，分头提审傅索安六人。
奇玛村、鲍家庄冲突事件并不算得上复杂，审到上午8点多钟，追捕人员已经基本查清了傅索安六人各自的罪行。追捕人员临时开了个短会，交换了意见，初步认定傅索安是这起大案的主犯，便和看守所商量，将这名女犯单独关押了。
1968年4月30日上午10点多，结束提审后先后被押回看守所监房的傅索安、王慧珍、陈冬芳正惶惶不安地在小声交谈提审情况时，看守员突然过来，打开了铁门，叫着博索安的番号让她出去。
傅索安吃不准刚提审完怎么又要被叫出去，忐忐忑忑地跟着看守员来到走廊尽头的另一间小监房，被关了进去。此举令傅索安吃惊不小，她虽然没跟公检法打过交道，但是从以前看过的电影、小说以及“文化大革命”前有限的那些法制报道中获知一点：但凡单独关押的犯人，都是要犯，最后处置时前景都不乐观，不是无期徒刑就是死缓、死刑。傅索安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过自己就带人掘堤放水和列席队委会出了一个主意，竟会被定为要犯。从这时起傅索安开始意识到社会的复杂性和法律的威严。但和许多相同情况下陷入如此境地的人一样，此刻傅索安已经无法摆脱这种极其严重的危险境地了！
极度的恐惧和焦虑在傅索安身上产生了相当明显的反应，原本那一两天是她的例假临始日，她从进入青春期以来，例假临始一向很准，每月一次，前后不超过24小时。但是，这次所受的严重精神刺激影响了她的内分泌，例假未来。这为她这几天的越境投苏行动提供了方便，也为她以后当克格勃特工创造了条件。因为如在例假期内跳进东北冰冷的河水中泡一段时间，肯定会得妇科疾病，而患有妇科疾病的人是不能当克格勃特工的。后来，傅索安对人说起这一段事时，称她当克格勃特工乃是“天意”。
差不多也是在关进单人监房后的几小时里，傅索安头脑里开始浮现出“越狱”的念头。但当时因为思绪极乱，所以她并没有把“越狱”同“越境”联起来考虑。
1968年5月1日清晨3点多钟，傅索安在迷迷糊糊的半睡眠状态中被看守员唤醒，让她“出来”。监房外的走廊里站着二男一女三个看守员，傅索安刚走出监房，就被他们扭住，她的双手被反剪过来，扣上了一副手铐。
傅索安被押到看守所院于里时，看见她的五个同伴已经一字儿并排在架着电网的高墙下面壁而立。他们也扣着手铐，但却都是前铐。傅索安见状，又一次意识到自己已被定为首犯，心里深处泛起一阵凉意，禁不住颤抖不已。
看守员命令傅索安也站到墙边去，但和金国安五人保持着一段距离。刚刚站好，额尔古纳左旗公安处的追捕人员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来到他们身后，其中一个嗓音宏亮而又透着威严的宣布道：“你们六个听着，现在把你们押解内蒙古。你们的犯罪地在那边，所以必须押往那边接受审处。押解途中，必须严守押解纪律：一、一切行动听指挥，叫行就行，叫住就住，不许擅自行动。二、押解途中，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所有行动在事先都必须向我们报告，获得许可后方可施行。三、从现在起，不准互相交谈，打暗号。不准唱歌、哼戏、怪叫。上述三条纪律，必须严格执行，如有违反，将按照押解规定予以制裁，直至执行枪决！都听明白了吗？”
金国安、李白波、费磊、王慧珍、陈冬芳都以连连点头表示，只有傅索安张嘴应了一声：“明白了！”
这时，看守所的大门打开了，从外面开进来两辆警车，车上有几名天津方面的警察，其中有一个是女的，他们跳到地下，跟内蒙古同行说了几句话，双方就把犯人往警车上押，傅索安、王慧珍、陈冬芳一辆，金国安、李白波、费磊一辆。
警车一驶出看守所大门，尽管马路上空旷无人，但还是鸣响了警报器，尖厉的警报声刺破了黎明的寂静，马路两侧的不少住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都爬起来开门开窗探看。警车很快就驶抵天津火车站，傅索安六人被押下车，被命令待在一间空行李房内，天津、内蒙古的十几名警察如临大敌一般地守在行李房周围。
行李房里，费磊正好坐在博索安旁边，这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侧着脸，用稚气未脱的眼睛望着傅索安，小声道：“傅姐，难道我们就这样完了？”
傅索安冷冷一笑，悄声道：“没准吧！”
这时，那个女民警推门而进，对着傅索安喝道：“不许说话！”她拉了张椅于，在傅索安面前坐下。这个举动使傅索安被迫取消了和费磊说几句话的意图，她没有料到，这是她和费磊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次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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