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情况就是这样。奥地利和普鲁士试图运用它们的外交式的军事艺术进行战争。不久，这种军事艺术就显得不够用了。当时人们按照习惯的方式观察事物，把希望寄托在为数不大的军队上，但是，在1793年出现了一种人们没有预料到的情况。战争突然又成为人民的事情，而且成为全都以国民自居的三千万人的事情。在这里我们不能研究产生这种伟大现象的详细情况，只能探讨在这里具有决定意义的结论。由于人民参加了战争，于是，不是政府和军队，而是全体人民以其固有的力量来决定问题了。这时，所能使用的手段和所能作出的努力已经没有一定的界限了，用来进行战争的力量再也遇不到任何阻力了，因此，对敌人来说危险也是最大的。
如果说，整个革命战争在上述情况下还没有使人充分地感觉到它的威力，还没有使人完全认识它，就已经过去了，如果说革命的将领们没有毫不停顿地向最后的目标前进，没有摧毁欧洲的专制王朝，如果说德意志的军队间或能够进行胜利的抵抗和阻挡对方胜利的洪流，那么，这些情况实际上也只是法国人进行斗争的艺术不完善所造成的。这种不完善最初表现在普通的士兵身上，以后表现在将军们身上，最后，在督政府时期表现在政府自己身上。
当这一切在拿破仑手中都趋于完善以后，这支依靠全体人民的力量的军队就信心百倍地踏遍欧洲，粉碎了一切抵抗，在任何旧式的军队前面从没有产生过犹豫。反抗的力量还是及时地苏醒了。在西班牙，战争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人民的事情。在奥地利，1809年政府首先做出了异乎寻常的努力，组织了预备队和后备军，结果接近了预定的目标，做出的事情比这个国家以前认为可能做到的事情还要多。在俄国，1812年仿效了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先例，这个国家幅员辽阔的条件使较迟的准备也能产生效果，而且还扩大了这种效果，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在德意志，普鲁士首先奋起行动，把战争变成了人民的事情，在人口减少了一半和根本没有金钱和贷款的情况下使兵力比1806年增加了一倍。德意志的其余各邦也都先后仿效了普鲁土的先例。
奥地利所做的努力虽然比1809年小，但是也出动了无比巨大的兵力。这样一来，如果把参加战争的和损失了的人员都计算在内，德意志和俄国在1813年和1814年两次战局中对法国作战大约使用了一百万人。
在这种情况下，作战的威力也比以前提高了，虽然还没有完全达到法军的水平（在某些方面，畏缩情绪还占主要地位），但是总的说来，战局已经不是按照旧的方式，而是按照新的方式进行了。八个月后，战场已经从奥德河转移到塞纳河，骄傲的巴黎不得不第一次低下头来，可怕的拿破仑被捆缚着倒在地上。
自从拿破仑出现以后，战争首先在作战的一方，尔后又在另一方变成全体人民的事情，于是战争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性质，或者更正确地说，战争已十分接近其真正的性质，接近其绝对完善的形态。战争中使用的手段已经没有明显的限制，这种限制已经消失在政府及其臣民的干劲和热情之中。由于手段增多，可能取得的成果的范围扩大，由于人们的激情极为强烈，作战的威力异乎寻常地提高了，打垮敌人就成为军事行动的目标了。只有当敌人软弱无力地倒在地上时，人们才认为可以停止行动，可以根据目的进行谈判了。
于是战争要素从一切因袭守旧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爆发出全部自然的力量。这是因为各国人民参加了这项重大的国家事务。而人民所以参加，一方面是由于法国革命在各国内部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各国人民遭到了法国人的威胁。
那么，上述情况是否将永远存在呢？将来欧洲的一切战争是否将都是倾全国力量进行的，因而只是为了各国人民切身的重大利益才进行的呢？或者，政府是否又会逐渐脱离人民呢？这是很难断定的，而且我们也不想武断地作出结论。不过，对我们下面这样的说法人们是会同意的，那就是：只有当人们对某种可能性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才存在上述那些限制，这些限制一旦被打破，就不容易再恢复起来；至少，每当发生重大的利害关系时，双方的敌对情绪就得用今天这样的方式来解决。
我们对历史的考察就到此为止。我们进行这种考察，并不是想匆忙地为每个时代规定一些作战原则，而仅仅是想指出，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战争，各有其特有的限制条件和范围。因此，尽管到处和时常有人企图根据哲学原理制定战争理论，每个时代仍然保留有自己的战争理论。由此可见，在判断各个时代发生的事件时，必须考虑各个时代的特点，只有那些不在琐碎的细节上纠缠，而是去洞察大事件，深入了解每个时代的特点的人，才能对当时的统帅有正确的了解和评价。
但是，受国家和军队的特殊条件限制的那些作战方法，必然还带有某种比较具有普遍性的东西，甚至带有某种完全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这些东西是理论首先应该研究的。
最近，战争已经获得了绝对的形态，战争含有普遍适用的和必要的东西是最多的。然而，正象战争一旦突破了限制就不可能重新被紧紧束缚住一样，将来的战争恐怕也不会全都具有这种规模巨大的特性。因此，如果理论只研究这种绝对战争，那么，它就会把战争性质由于外来影响而发生变化的情况排斥在外，或者把这些情况当作错误而加以责难。这不可能是理论的目的，因为理论应该是研究现实情况中的战争的学说，而不是研究想象中的战争的学说。
因此，理论在考察、区别和整理各种事物的时候，永远要考虑产生战争的情况的多样性，因此，它在确定战争的大致轮廓时，应该考虑时代和当时情况的要求。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指出，进行战争的人提出的目标和拥有的手段，是根据他所处的具体情况确定的，同时又具有时代和一般情况的特性，最后，它们还要服从于从战争的性质中必然得出的一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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