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从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教授到贩夫走卒，从达官贵人到平民百姓，从黄土高原到美利坚，从老人到孩童，各个阶层各个地方，都有金庸迷。金庸是中国人 （华人） 的金庸。本世纪以来，有哪一个中国作家能获得如此广泛的接受？有哪些作品能写得这般雅俗共赏呢？
金耀基教授说：“我相信，能把中国过去的小说、文学材料，运用这样自如者，查先生是没有人比得上的。”
倪匡则更是热情洋溢地赞叹：“一遍又一遍看金庸小说，每看一遍，都击桌惊叹，叹为观止。”“金庸的小说，总评语是‘古今中外’‘空前绝后’。”
五十年代以来直到七十年代中期，金庸的小说风靡港澳和海外，但在大陆和台湾的中国人，却几乎不知道他的名字，即使知道，也只是得自地下渠道。
金庸在《鹿鼎记》的前面，痛斥“文字狱”的专横与暴虐。这种中国历史上古已有之的心态，蕴含着统治者对于文化和知以的仇视，对于自由人格的恐惧，归根结底，是愚民政策的一种表现。大陆的十年浩劫，将此种“传统”发挥到极致。而在台湾，相同的思维方式也在各项文化政策中隐约可见。
一直到1979年9月之前，金庸的小说在台湾，仍列在“查禁”之列。实际上，从七十年代开始，金庸小说已通过各种非正式渠道流入宝岛，赢得了许多人的喜爱。远景出版社发行人沈登恩先生回忆：
记得1975年初，我刚办远景不久，朋友从香港来，送了我一套旧版的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那个时候，我的工作不像现在这样忙碌，每天好整以暇，有的是时间，不到一天一夜，我就把《射雕》看完，整个脑海中都是洪七公、郭靖、黄药师、黄蓉、周伯通、欧阳锋……的影子。
当时心中有个疑问：“怎么世上有这么好看的小说，台湾竟然没有出版？”
＊ ＊ ＊
沈登恩找出“查禁目录”，才知道金庸的小说全在查禁之列。但几乎谁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查禁，反正“上头”是这样规定的。也许查禁官本人就爱读金庸小说，但他只能照章办事，毫无办法，“上头”的规定动不得。至于“上头”是谁，又是模糊不清的，反正有这么一个“上头”，他的指示必须执行，如此而已。
据说，蒋经国在任行政院长时，曾在一次年末记者游园会中，与海外学人历数《射雕英雄传》中的英豪。严家淦 （曾作过国民党的总统） ，也派侍卫到出版社找《射雕英雄传》来看。孙科在生病时，念念不忘的是金庸的武侠小说。连国民党的新闻局局长宋楚瑜私底下也向沈登恩借阅《射雕英雄传》。尽管如此，金庸的书仍莫名其妙地被查禁。
1977年左右，沈登恩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应当解禁金庸作品。几经周折，终于在1979年9月，沈先生得到一纸公文，说明“金庸的小说尚未发现不妥之处”，同意远景出版社在台湾出版金庸的小说。从此，台湾出现了金庸热。
台湾两大报纸《中国时报》与《联合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还看沈登恩的回忆：
我曾经向张作锦先生 （时任联合报总编辑） 承诺过，有朝一日金庸小说解禁时优先通知他。因此，在1979年9月6日那天，张先生在电话中获知解禁的事时，十分兴奋，要我立刻到联合报一趟。我们在编辑部讨论了很久，并与香港的查先生通长途电话，决定让《连城诀》先行见报，和台湾读者正式见面。
次日，也就是9月7日，《连城诀》在联合报刊出的第一天，上午10点钟不到，高信疆 （时报副刊总编辑） 就气急败坏地出现在远景的编辑部。他说，输掉金庸这场仗，余纪忠先生一定会炒他的鱿鱼，要我把金庸小说全部让给《人间副刊》连载，软硬兼施，几乎要绑架我。信疆兄和我一样，都是好胜心极强的人，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没有理由拒绝他。何况，能够使金庸的小说多让一些读者看到，正是我争取解禁金庸作品的最大目的，因此立刻就答应了。信疆兄的脸上才开始有了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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