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准备这些角色的时候，通常是一星期之前或当天才拿到剧本，甚至没剧本就开拍的情况也有。角色的历史背景与心理刻画只有简单的交代，导演运镜的方式也多半得靠剪接串联短镜头，因此演员在演出时情绪动不动就被切断。通常是走几步路到达定点，回过头来转成最上镜的四十五度角，做出沉思、默想或独白的内心戏。每当演员需要和伙伴演出对手戏时，往往由副导演伸出拳头来顶替，因为他或她上厕所或休息去了。所以你不论是哭、是笑、是说，还是默然无语，面对的经常是一只拳头。
当时流行的爱国战争片、神怪片和武侠片经常会运用到特技，演员在土法炼钢的爆破技术和高来高去的吊钢丝中饱经忧患。我曾经把《七月幽灵》这部片子里的惊险爆破过程写成杂文发表在报纸的专栏中。当时负责的技师是一名退伍下来的军人，我和男主角石峰耳闻这位仁兄在《八百壮士》的拍摄过程里炸死了几名充当临时演员的士兵，所以在每个跟火药有关的镜头开拍前，都会以守望相助的心情彼此叮咛一番。
只见导演一声令下，我和石峰就开始拼了命地连跑带跳，在我们飞跃过土堆的那一刻，炸药果然被引爆，威力比我们想象的还大。智者常说：你恐惧什么，就必定会发生什么，但中镖的不是我而是企图保护我的石峰。只见他的西装裤上布满了小小的孔洞，当他把裤子掀起时发现腿上起码有十几处伤口，都是被炸药轰得四处乱窜的小石子击中的。当时的演员碰到这类问题通常很难获得赔偿，李涛的前妻张海伦在泰国拍戏时整只手都被炸掉，后来自杀身亡了。像这类的不幸事件在这个工作领域里是层出不穷的。
另外有一回在澎湖的望安岛拍摄《六朝怪谈》的外景，这部片子的导演王菊金说服了几位艺文界的友人客串演出。片子的构想不差，工作人员和演员的组合也不俗，唯独经费有限，必须以最节约的方式进行拍摄。剧情取材自魏晋南北朝的传奇，总共分成三个部分，调子采用日本怪谈的模式，我负责演出第一部分的女主角。女主角小茵和她的宠物白马之间的情感非比寻常，竟然到达以身相许的地步。原来白马不是禽兽而是有灵之物，深夜里它化身为一名书生和小茵完成了男女大事。家里的长辈觉得人兽之间似乎有异，便自作主张宰掉了白马。白马的皮被剥了下来铺在院子里晒干，这时待嫁的小茵前来看它最后一眼，没想到马皮竟然飞扬起来将小茵重重裹住，悬在树梢结了一个茧。这个故事叙述的就是茧的由来。
如同其他影片的拍摄过程，《六朝怪谈》也需要克服各种人事问题、技术问题与沟通问题，工作人员和导演相处得并不愉快。我记得为了拍摄马皮飞起来裹住小茵的画面，导演绞尽了脑汁，最后决定由女主角裹着马皮自行转圈子，再以摄影机的高速镜头呈现快速旋转的效果。我全身裹在马皮里，两只手臂完全不能动弹，两脚既要在凹凸不平的地面旋转，又要维持住身体的稳定度，果然不出我所料，转了没多久就出事了。我一个没站稳，整个人笔直地倒在地面，头部刚好撞到一块石头，当场晕了过去。我晕过去的时候竟然进入了濒死经验——脑子里快速地浮现一连串的人生倒带镜头，每个镜头似乎都在与人争吵，我想如果那一刻我真的咽了气，神识一定会奔往内在次元的修罗道。结果那一个“为艺术牺牲”的镜头在银幕上只出现了几秒钟的时间。
《借尸还魂》叙述的是台湾民间的一则鬼事再添加一些编导的想象，我饰演的是被鬼魂占据肉身的女主角。我记得这部戏拍摄的时间是十一月左右，当时我重感冒发烧到三十九度多，但是为了赶工，仍旧得熬夜到清晨。这部戏里有许多画面都需要杀生。导演为了制造血腥的场面，在剧本原有的架构之外又添加了许多杀鸡、杀鸭、杀鹅与杀蛇的镜头，甚至还准备杀猪。我发着三十九度的高烧，穿着半透明的白色纱质长袍，站在冰冷的溪水中，手上举着菜刀，跟在一群白鹅的身后，做出杀红了眼的表情。我那时和李敖刚刚离婚，正在打官司的阶段，心里已经是一肚子火了，再演出如此无意义、如此令人作呕的戏，更是火上加油。拍了几天之后再也按捺不住了，我告诉导演说虽然我不必亲手杀生，但拍电影有许多取巧的技术，并不需要草菅任何生灵，如果还要继续拍这类镜头我就宣布罢工。
当时的合约大都是一面倒向资方的，我喊罢工其实要赔上一大笔钱，然而我真的是忍无可忍了——一部大烂戏在电影院顶多上映几天就下片了，值得这样杀杀砍砍吗？后来导演权衡轻重之后决定不再添加杀生的镜头，于是保住了几头猪的命，虽然那几头猪最终还是会变成人类五脏庙里的祭品。此戏上演时树诚兄去看了，多年后他告诉我说，在这部影片里我把那名充满怨气的女鬼演得入木三分。我告诉他当时我不是在演戏，是真的怨气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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