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章 纵横捭阖 俨然体育大使〗
继1974年解决中国加入亚洲足联的问题之后,霍英东继续充当“中国体育大使”的角色,于国际体坛展开斡旋,最后在国际足联、国际自行车协会、国际篮联、国际妇联等组织,解决中国的会籍问题……
【霍震霆与中国台湾代表“扎马”荷兰】
20世纪80年代初期,除了到内地捐赠和大举投资办实业外,霍英东还时常到世界各地奔走呼吁,以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各单项体育组织中的合法会籍。
虽然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已经被联合国承认,取代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但由于中国台湾仍然与一些国家和国际体育组织保持关系,故除了亚洲足协等个别体育组织接纳中国为成员外,中国重返大多数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则是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让中国取代台湾成为会员之后的事。
1979年10月,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在日本召开大会,中国也派代表参加。当时,台湾
仍在国际奥委会占一席之位。中国代表向大会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既是国际社会承认的唯一代表中国人民的合法政府,则应该取代台湾,重返国际奥委会;若台湾要继续留在国际奥委会,就必然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组织,要改名、改旗、改歌。
中国的提议被国际奥委会接纳为议案,并付诸表决。结果,提案获得大多数支持,台湾被赶出了国际奥委会,中国在国际奥委会被剥夺了30年的合法权利得到恢复。
消息传来,霍英东欢欣鼓舞。他想:中国既然已经重返国际奥委会,则中国要重返其它单项体育组织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每次中国要重返单项体育组织,还是阻力重重。
1980年,霍英东的长子霍震霆代表香港自行车协会,远赴荷兰参加国际自车协会的年会。会前,两父子已经“密谋”一番,商量如何协助中国加入国际自行车协会。霍震霆联合其他代表,向大会提出议案,要求台湾改名“中国台湾”或“中国台北”,不能使用“国歌”和“国旗”,同时接纳中国参加国际自行车协会。
霍震霆这次赴荷兰,同行者只有他新婚不久的太太朱玲玲。因为是他单枪匹马与台湾方面较劲,所以对这段往事,他仍然记忆犹新。
“我和我太太到荷兰,一住下酒店,就有7个台湾特工在那里等候我们,查看我们在酒店登记的资料。其实,每次到外国参加体育组织会议,总是这7个台湾佬和我们周旋,我们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吃饭他们也跟着。我现在都希望有机会再见到他们。”一次,霍震霆向我回忆说。
霍震霆又说,每次,这7个人都对他说这样一句话:“我们是台湾,是中华民国,国际体育的每一个会,我们都是创始国。”
而每次,霍震霆也总是这样回敬他们:“次次开会,都是你们这些人,都是假货。我是运动员,来自香港,我可以代表香港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参加比赛、进行体育交流,我觉得你们不应该利用体育搞政治。是呵,你们的‘国旗’很漂亮,‘中华民国’的名很好听,但你们的运动员不能到英国、香港……最简单的办法,是不要坚持扯你们的旗,不要坚持用‘中华民国’这个名,这样,明天你们就可以去香港、去英国,去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比赛。而中国也可以做会员,全世界的运动员都可以在一起……”
正式开会了,台湾方面联合一些支持者,反对霍英东等人起草好的方案。台湾代表发言说,台湾与其它会员是一样的,权利是均等的,若要改名、改歌、改旗,就是对台湾的歧视。霍震霆在会上对议案据理力争,极力反驳台湾代表的观点。支持和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现场气氛非常紧张。
最后对议案进行表决。结果,以一票之差通过议案,中国得以加入国际自行车协会,而台湾也被要求改名、改歌、改旗。
【邀国际足联主席访问北京】
霍震霆开完国际自行车协会大会回到香港,霍英东来不及与他好好长谈,就动身到外地参加国际足联会议。他是以亚洲足协副会长和香港足球协会会长身份参加这次会议的。
这次会议,将会对中国加入国际足联的问题进行表决。
自1974年,中国取代台湾参加国际足联的申请败北于德国法兰克福之后,霍英东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仍然想方设法,在世界足球界斡旋,为中国加入国际足联奔走呼吁。
法兰克福会议之后不久,国际足联主席和秘书长应霍英东的邀请访问北京。霍英东邀请他们来,是为了加强沟通,帮助中国解决在国际足联的会籍问题,但那时中国某些部门对他们很冷淡。他们晚上9点钟到北京机场,但没有人接机。他们到了北京饭店,发觉给国际足联方面安排的客房很小,见到霍英东父子住的房间比他们的大些,有点不愉快。在饭店,也没有人陪吃饭,只有霍家父子和他们一起吃冷盘。霍英东觉得很不好意思。第二天大家开会,国家体委派两个副司长参加,负责接待。谁知,一开会,北京方面就把人家骂了半天,骂他们是“资本主义的走狗”,搞得霍英东极之尴尬。后来,副总理陈锡联、国家体委负责人庄则栋出来会见他们。霍英东还陪他们游览了长城、颐和园。那次北京之行,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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