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隐退香港 走向红色北京〗
在逐渐淡出香港商界的同时，霍英东却与北京方面走得更近，跟中方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起来。“六七”之后，他经常邀请李嘉诚、冯景禧、郭德胜、李兆基、王德辉等人到家里吃饭，让内地官员与他们见面、接触。1971年，他还带李福兆、郭德胜到内地观光、旅游……
【一度计划把“有荣”上市】
霍英东虽然在“六七”之后，风光不再，处于“半冬眠”状态，但他并非只是靠吃老本，而是仍然“掘金挖银”——只是为别人带来巨大财富的地产市道，他几乎是不再涉足，因而他无缘享受了。
从霍氏集团提供的一份统计资料中可以看到，自1971年至今，霍英东在香港发展的地产项目，只有寥寥几宗，分别是：1972年发展的崇龄大厦，1973年发展的福荣街81～85号，1980年发展的联安街8号，1985年发展的香岛道41号和1986年发展的信德中心。
这10多年，霍英东正处于人生的中年、壮年阶段，又身兼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名义上仍是香港地产界的龙头大哥，但却不能保持这之前10多年叱咤香港地产市场的势头，而是在这个市场淡出，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和感到痛惜的事；相反，不少华资地产商，就是在这10多年间大展宏图，不断发展和壮大。如今活跃于香港的这一批顶级富豪，几乎都是在七八十年代迅速崛起的。
“六七”之后的霍英东在生意上实施只守不攻的低调、消极策略，在地产方面的收益，主要来自毕打行和港九各地一些楼宇的收租。由于他所大事承建的市政工程没钱可赚，故他家族那些年较大笔的收入，就是来自澳门赌场的分红和物业的收租，进帐极之有限。但是，虽然霍英东那些年在地产市场隐退，然而其作为香港超级富豪的地位并没有被动摇，由此足见他的家底原本是如何雄厚！
20世纪60年代后期，香港市民炒股成风；尤其在1969年李福兆创办远东证券交易所，1971年胡汉辉等人创办金银证券交易所之后，香港的股票市场更是风起云涌，不少公司乘势上市，大量套取现金，大发横财。霍英东向来对公司上市不感兴趣，他所持的观点是：“我又不是不会做生意赚钱，何需把公司上市，让别人帮我做生意？”由此可见霍英东稳健的经商作风。
但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霍英东突发奇想，计划将自己旗下的有荣公司上市。当时，他不多的商界朋友和他旗下公司的职员 也大感奇怪。有人认为，霍英东此计划，可能是继1967年初改组霍兴业堂之后，淡出商界的第二步实际行动：一来借上市，在英、美联手“封杀”自己发展空间的形势下突围而出，开一条生财之道；二是对香港前途信心动摇，因而借上市，避免一旦时局有变时，家族资产全军覆没。
正当霍英东密锣紧鼓筹备“有荣”上市之时，香港股市突然刮起大风暴。1973年3月份，由于香港一些大财团从股市获取巨额利润后，纷纷将钱外调，加上假股票充斥市场，大财团人为造市，以及受西方“能源危机”影响，股市大幅暴跌，跌势急劲，导致人心惶惶，竞相抛售，从而引发香港历史性第一次股灾。一个月后，恒生指数自17000多点跌破1000点大关，此后，恒指又一直滑落，到1974年底，更跌至150.11点，香港经济深受打击。有鉴于此，霍英东打消了“有荣”上市的计划。
【帮中共做统战工作】
在逐渐淡出香港商界的同时，霍英东却与北京方面走得更近，跟中方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起来。
与中方早期的关系，霍英东始终不愿多谈，有时我多加追问，他也是轻描淡写说上一两句。倒是长期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的有关人士，在与我的交谈中，透露了这方面的不少情况——
“你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多年，而且又是做统战工作的，应该知道中方何时开始关注霍生？”
“是在‘六七风暴’之后。当时，我们就抓住几个人，一个是利铭泽，一个是霍生，还有一个是中华厂商会的黄笃修……”
利铭泽在“六七风暴”期间，因不满港英当局武力镇压中国人而愤然辞去行政局首席议员之职，从此与中方的关系更为密切；接替他成为首席议员的，就是创办东亚银行的简东浦家族的第二代成员简悦强。
至于黄笃修，则是“淘大”家族的后人，当时是香港淘化大同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在打理家族生意之余，黄笃修也活跃于社会事务方面，历任多届中华厂商会的会长。他自60年代初期起，与中方官员有往来。
他继续说：“20世纪70年代初，利铭泽经常出面邀请行政、立法两局的华裔议员及其他社会知名人士，在他家里聚会，或者在利园霓虹馆吃春茗，不少两局议员和邵逸夫、包玉刚、何善衡等人士都参加了。黄笃修最初不敢公开与新华社往来，起初只是单独与梁威林见面，还颇畏缩。他抱手作揖对梁威林说：‘包涵，包涵。’这表示碍于环境，他不便请梁威林到中华厂商联合会和大家见面，并强调‘中国人都是爱国的’。我们通过黄笃修，直接和间接地了解了一些我们较为疏远的朋友，其中有丁鹤寿的父亲丁熊照、九龙总商会的谢伯昌、苏浙同乡会的余季良、山东帮的张军光等人。后来，黄笃修还回内地去旅行……”
“那么，你们当时希望霍生在哪方面起作用？”我问。
“在地产商会起作用，他是会长。我们与他谈，说我们希望与地产商多接触、多见面。那时，我们有两个人参加地产商会，担任理事职务，一个是王宽诚，一个是梁燊，但他们在地产商会里并没有什么发言权，而霍生就不同。他经常请李嘉诚、郭德胜、何鸿燊、冯景禧、李兆基、王德辉等地产商，到他家吃饭，或是到新华社在山顶的招待所和沙涌别墅，让 梁威林与他们见面、交谈。梁威林那时是新华分社社长，对霍生很重视。怎样在地产商里打开局面，霍生起的作用很大。”
“见面时主要谈些什么？”
“最初，大家都有一定的保留，以后熟悉了，就几乎无所不谈，谈得比较多的就是国内的情况和香港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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