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在地产界乃至整个商界，与中方关系密切的富商确实只是极少数。那是否因为这样，中方才觉得更有必要通过霍英东创造地产商会这样一个渠道，把他们召集起来，便于以后中方与他们沟通、联络？事实上，不管霍英东创建地产商会是否中方授意，到了“六七风暴”之后，中方确实通过霍英东和地产商会，与不少香港的大资本家建立起了联络关系，双方有往有来。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但是，尽管霍英东长期担任地产商会的会长，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由何鸿燊接任；尽管地产商会的会员后来有相当一部分与中方建立很友好的关系，但这个商会的亲中色彩始终不明显，并不像香港中华总商会那样被很多人视为“红色组织”。
另一方面，倘若霍英东力促香港地产商会成立，既不是中共的授意，也不是自己想为中方做点什么，那么，是不是另有个人方面的原因，比如，通过建立此会，在名份上树立、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使一向因朝鲜战争时期与内地通商之经历而对他有歧视和敌意的港英当局，不能轻易、随意采取对他不利的行动？
有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很有助于让我们去了解霍英东的心路历程，这就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被传递解出境后，霍英东从来没有消除这个隐忧，港府会否对他采取不利行动的阴影始终困扰着他。
——当然，以上的说法，都是未经霍英东本人证实的推测。
霍英东自己认为创建地产商会不容易，他曾对我说：“在香港，有两种团体最难搞，一是会员太多的，比如陈宗守亲会，很头疼；二是阔佬太多的，请他们开会，个个都不愿意来。”
既然知道困难，那为什么又知难而进呢？这始终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问题。
却说香港地产商会成立以后，不断吸纳新会员。70年代，在香港地产界异军突起的李嘉诚，也于1974年加入地产商会，并被推举为会董。
就代表性和会员人数而言，因为香港地产商会是一个专业团体，当然不能跟中华总商会之类的综合性、社会性团体相比；但就实际影响力而言，地产商会并不逊色于任何商业团体。它几乎荟集了全港所有赫赫有名、富甲一方的大资本家和实力雄厚的地产公司，其会员经营的地产生意，占全港总地产生意的7成以上。
而在“六七风暴”之后，中方就是从这个地产商会打开突破口，同那些大资本家建立联系……
但饶有意味的是，不知道是否因为霍英东在地产商会担任要职，风头凌厉，一时无两，而招致港府的注意；也不知道港府是否因此而要挫挫霍英东的锐气——总之，在地产商会成立之后，霍英东的事业就连连受到港府的抑制和打击。
〖第二十五章独力投标 宝地应得而失〗
1965年，港府为活跃地产市场，向全世界公开招标，拍卖黄金地盘——海军船坞。各国投资者因对香港地产市场前景缺乏信心，不敢下标，最后唯有霍英东一人独力投标。但港府见此，却临时取消拍卖，收回地盘。霍英东清楚看到港英方面有意限制他的发展，因而萌发淡出商界之意。
【独力投标海军船坞】
在“六五银行风潮”和地产市道一派萧条的情况下，地产公司破产的破产，幸而不破产的也是偃旗息鼓，静观时势；而霍英东却异常勇猛，依然大战地产市场。
那年，霍英东又开始动工兴建联利大厦、铜锣湾珠城大厦、尖沙咀漆咸道高高大厦，以及青山道62号、城南道53号至55号和官塘云汉街23号住宅楼宇，其中珠城大厦为霍英东与何鸿燊等人合资兴建，里面有后来被邵氏家族购买后改名为翡翠和明珠两家电影院，当时由霍英东自己经营，除放映一些港产片外，还放映西片。据霍氏集团一名老资格职员所言，准备出售珠城大厦时，霍英东特别交待他，珠城大厦的楼盘交由胡汉辉的利兴物业公司出售。他说，霍英东和胡汉辉那时关系很好，霍生这样做，无形中是帮胡汉辉一把。
1965年，港府为了活跃一下沉闷、萧条的地产市场，推出海军船坞地皮，公开招标。海军船坞地皮位于金门大厦至警察总部之间，即现今金钟地段，面积达27英亩，是港府历来公开招标的地皮中位置最好的黄金宝地之一。
为了吸引外国地产商参与竞投，港府除了在香港大卖广告外，还在伦敦和纽约的报刊登载广告，但当时国际上对香港地产市场一致看淡，故没有一个国外投资者下标竞投；而在香港，不少地产商已是惊弓之鸟，谈起地产皆惊魂失色，故也没有人问津。
此时的霍英东，却认为这是难得的投资良机，于是逆市而行，下标竞投。结果，落标竞投者，只有霍英东一个，在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情况下，霍英东本来可以以较低价钱轻而易举地投得海军船坞的发展权。
但结果却出乎霍英东意料之外。港府最后答复霍英东说：只有你一个人下标，这块地我们不打算卖了，收回来。
【港府临时收回地皮】
1995年7月的一天下午，在中区霍氏集团写字楼里，霍英东和我谈起这段至今已整整30年的往事。他站在办公室的窗口，指着右前方力宝中心、海富中心一带对我说：“这一片，都是海军船坞地皮，27英亩，100多万英尺……”
“当时你下标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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