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虽是文人出身，但逃到南京成立了伪政府后，却完全要模仿蒋介石，除把党、政、军三方面大权集于一身外，什么都由他领导，连称呼也要和蒋介石一样，他不喜欢别人叫他“主席”，而要人叫他“委员长”或“领袖”，因他也是兼任南京伪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同样规定：伪军官兵听到别人提到“委员长”和“领袖”时，也要象对蒋介石一样，站着要“立正”，坐着要起立，以示敬意。
李士群得到汪要去苏州视察的消息后，马上找唐生明商量，叫他专门安排一次隆重的军事大检阅，好让汪多过一下“委员长”的官瘾，因唐生明看到过蒋介石检阅军队的场面，李士群和汪曼云都是文人，对这一套是外行，所以决定由唐担任大检阅的总指挥官，一切由他去安排。
唐生明听到那次随同汪去苏州视察的人员中，有几个日本顾问，他们当中除了汪的最高军事顾问影佐中昭是少将外，其余几个都是大佐、中佐。唐生明在苏州穿军服时，一向是挂中将领章，因他是汪伪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那天他考虑再三，感到一个中将要向日本少将、大佐、中佐去敬礼，实在说不过去，既担任总指挥官又不能不穿军服，临时他只好降两级配带一副上校（相同于日军大佐）领章。当时驻在苏州的伪军第二军军长刘培绪本是少将，一看唐生明在预习时挂上校领章，他那敢挂少将，也赶忙换上一付中校领章。李士群看到非常奇怪，忙劝他不必这样，怕日军顾问不高兴，唐生明和刘培绪还是坚持降两级好一点。当时重庆方面的报纸，曾刊出唐生明挂校级领章向日本军官敬礼等情况的照片，说明唐投敌后要降级录用，还得向日军官去低头。
那次受检阅的伪军，除第二军一部分比较整齐一点外，其余是些拼凑起来的保安团队，共有好几千人，汪精卫一听到李士群为他安排了大规模军事检阅，非常高兴，检阅仪式开始后，汪在得意之余，几乎当场闹出一次天大的笑话来。原来汪一向穿便衣，过去向人答礼时总是习惯地把帽子摘下来拿到手中，频频点头就算是答礼了，这一天，他看到队伍经过检阅台向他敬礼时，这位站在台中央的“大元帅”却手忙脚乱地把右手向上一抬，准备去摘那顶镶金边的军帽时，一看到站在身边的日伪军官都是举手行军礼时，他才恍然大悟，赶忙把手指伸直，从帽顶落下来停在帽檐侧面，显得十分不自然，但总算没有把帽子摘下来，丢丑还丢得不太厉害。可是香港等地报纸还是添油加醋地把他这次大检阅描绘成为舞台上的小丑一样，弄得笑话百出。
检阅仪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汪精卫看到自己有了那么多军队，十分高兴，又不顾疲劳集合全体官兵讲了一次话。他的讲话是有名的，不用讲稿，竟滔滔不绝地又讲了一个多小时。
一套汉奸卖国贼的狂吠乱叫之后，部队向他敬礼时，他差一点又准备用手去摘帽答礼。
第二天，汪精卫按计划率领日伪军官进行巡视，从苏州循公路北行，到长江边的常熟等地时，唐生明陪他坐在一辆有避弹装置的保险汽车内，倾听他死心塌地甘愿当日本人的奴才而又有一套漂亮的口头禅。他说“过去国民党反共反了那么多年，没有反得了，今天能把日本人也拉下水来帮我们反共，这又有什么不好？”可是他就没有敢提到，拉日本人下水反共，付出的代价是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全部利益的。他没有去想：他将成为千古罪人，而只图安享目前的残羹剩饭。
从常熟过白茆口、支塘时，当地都有许多老百姓被逼去迎送，他看到那一群群面黄肌瘦，衣不蔽体的人有气无力地摇着小旗，还很得意，并让随行摄影师摄下那些镜头，在报纸上去宣传，形容为“万人空巷，夹道欢迎”的“空前盛况”。
汪精卫对苏州区的清乡工作具有特殊兴趣。1942年1月又第二次去巡视，4月间又第三度前往。到了1943年7月间，苏州区成立两周年时，他第四次去检阅，他每次去都是穿大元帅服或白色海军上将服，照例得检阅军队。他对这个实验区的所谓成绩很重视，并总结出一套经验，还决定扩大清乡区的范围。1942年后，便成立了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苏北行营，以藏卓为主任，行营设在苏北泰兴，所辖盐城、高邮、如皋……等县，任务是负责堵击从江南地区撤出向苏北转移的人民武装力量，另一方面是准备向苏北解放地区推进。
当时江南地区虽没有新四军的大部队活动，可是在城市内却比以前更不安宁。汪精卫便决定在大城市也设立了“清乡区”上海市的清乡委员会主任由伪上海市市长陈公博担任，负责“清剿”上海市区和郊区的新四军便衣队。汪精卫强调这是第三期的清乡运动。上海一些认识唐生明的人常和他开玩笑说：“你们天天喊清乡，清了几年，越清越近，现在清到大马路上来了，这是怎么搞的？”
为了苏州区的消乡工作，李士群和江苏伪省长高冠吾经常争吵不休，汪精卫为了表示重视清乡工作，决定统一事权，将高冠吾调职，于1943年1月，以李士群兼江苏省省长和江苏省保安司令及江苏国民党党务办事处主任，把党政军大权全部集于李士群一身。李要唐生明担任他的保安副司令兼省保安处处长，协助他整编和指挥全省的保安团队。
约在1943年春间，汪精卫又亲自设计了一种“清乡纪念章”，明令颁发给担任清乡工作的日伪军官和参加清乡运动的地方大小汉奸。这个纪念章中间是井田嘉义，四周缀有“确立治安、改善民生”八个小字，分为金银铜三种，唐生明分到一枚金质的。
蒋、汪两方面在反共问题上，不仅军事是采取一致行动，其它方面也是一鼻孔出气，当时上海一些大汉奸见到唐生明时，都对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赞不绝口，认为这是最“高明”的措施。
当时上海一些汉奸办的报纸上，时常刊出一些什么“渝共冲突激化”，“渝共两军时有摩察”等一类消息，在刊出这些消息时，他们总是站在蒋介石一边，毫不掩饰地表明他们是一家人。据唐生明回忆，他在沦陷区与李士群、陈公博，周佛海、叶蓬等大汉好头目个别交谈中，他们都感到共产党的可怕。总认为迟早他们会和蒋介石达成合作协议。而实现汪、蒋合作最大的障碍，便是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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